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AsianFinancial Crisis）

　　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泰國，泰銖貶值。不久，這場風暴掃過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等地。打破了亞洲經濟急速發展的景象。亞洲一些經濟大國的經濟开始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亂。

　　一、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

　　新馬太日韓等國都爲外向型經濟的國家。他們對世界市場的依附很大。亞洲經濟的動搖難免會出現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以泰國爲例，泰銖在國際市場上是否要买賣不由政府來主宰，而他本身並沒有足夠的外匯儲備量，面對金融家的炒作，該國經濟不堪一擊。而經濟決定政治，所以，泰國政局也就動蕩了。

　　二、美國經濟利益和政策的影響：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預示者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美國，作爲資本主義頭號強國，有了危機感。他通過強大的經濟後盾在亞太地區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統一战线：韓國，日本，臺灣直至東南亞，都成爲美國的經濟附庸。這給亞洲一些國家飛速發展帶來了經濟支持。七十年代，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經濟迅猛發展。
但是，1991年，蘇聯解體標志着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美國當然不允許亞洲經濟繼續如此發展，於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經濟損失。對於索羅斯的行爲，他是縱容的。

　　三、喬治·索羅斯的個人及一個支持他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因素：

　　“金融大鱷”“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對這個金融怪才的稱謂。他曾說過，“在金融運作方面，說不上有道德還是無道德，這只是一種操作。金融市場是不屬於道德範疇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於這裏，因爲它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我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我會按照已定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我不會違反這些規則，所以我不覺得內疚或要負責任。從亞洲金融風暴這個事情來講，我是否炒作對金融事件的發生不會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樣會發生。我並不覺得炒外幣、投機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運作規則。我尊重那些規則，關心這些規則。作爲一個有道德和關心它們的人，我希望確保這些規則，是有利於建立一個良好的社會的，所以我主張改變某些規則。我認爲一些規則需要改進。如果改進和改良影響到我自己的利益，我還是會支持它，因爲需要改良的這個規則也許正是事件發生的原因。”
衆所周知，索羅斯對泰銖的炒作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導火线。他是一個絕對有實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過玩弄亞洲國家政權，來達到他獲得巨額資本的目的顯然是卑劣的。

　　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國學者一般認爲可以分爲直接觸發因素、內在基礎因素和世界經濟因素等幾個方面。

　　1、直接觸發因素包括

　　（1）國際金融市場上遊資的衝擊。目前在全球範圍內大約有7萬億美元的流動國際資本。國際炒家一旦發現在哪個國家或地區有利可圖，馬上會通過炒作衝擊該國或地區的貨幣，以在短期內獲取暴利。

　　（2）亞洲一些國家的外匯政策不當。它們爲了吸引外資，一方面保持固定匯率，一方面又擴大金融自由化，給國際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機。如泰國就在本國金融體系沒有理順之前，於1992年取消了對資本市場的管制，使短期資金的流動暢通無阻，爲外國炒家炒作泰銖提供了條件。

　　（3）爲了維持固定匯率制，這些國家長期動用外匯儲備來彌補逆差，導致外債的增加。

　　（4）這些國家的外債結構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債務較多的情況下，一旦外資流出超過外資流入，而本國的外匯儲備又不足以彌補其不足，這個國家的貨幣貶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2、內在基礎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經濟高增長和不良資產的膨脹。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愿望。當高速增長的條件變得不夠充足時，爲了繼續保持速度，這些國家轉向靠借外債來維護經濟增長。但由於經濟發展的不順利，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有些國家已不具備還債能力。在東南亞國家，房地產吹起的泡沫換來的只是銀行貸款的壞账和呆账；至於韓國，由於大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過於容易，造成一旦企業狀況不佳，不良資產立即膨脹的狀況。不良資產的大量存在，又反過來影響了投資者的信心。

　　（2）市場體制發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資源配置上幹預過度，特別是幹預金融系統的貸款投向和項目；另一個是金融體制特別是監管體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 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亞洲不少國家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生產成本會提高，出口會受到抑制，引起這些國家國際收支的不平衡；二是當這一出口導向战略成爲衆多國家的發展战略時，會形成它們之間的相互擠壓；三是產品的階梯性進步是繼續實行出口替代的必備條件，僅靠資源的廉價優勢是無法保持競爭力的。亞洲這些國家在實現了高速增長之後，沒有解決上述問題。

　　3、世界經濟因素主要包括

　　（1）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但由此而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如民族國家間利益衝撞加劇，資本流動能力增強，防範危機的難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貿易和貨幣體制，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利。在生產領域，仍然是發達國家生產高技術產品和高新技術本身，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能用低價購买初級產品和壟斷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整個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也有利於金融大國。

　　1997年6月，一場金融危機在亞洲爆發，這場危機的發展過程十分復雜。到1998年年底，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階段：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當天，泰銖兌換美元的匯率下降了17%，外匯及其他金融市場一片混亂。在泰銖波動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來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爲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衝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衝擊最爲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臺灣當局突然棄守新臺幣匯率，一天貶值3.46%，加大了對港幣和香港股市的壓力。10月23日，香港恆生指數大跌1 211.47點；28日，下跌1 621.80點，跌破9 000點大關。面對國際金融炒家的猛烈進攻，香港特區政府重申不會改變現行匯率制度，恆生指數上揚，再上萬點大關。接着，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 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但到了12月13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又降至1 737.60∶1。韓元危機也衝擊了在韓國有大量投資的日本金融業。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於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爲亞洲金融危機。

　　第二階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風暴再起，面對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印尼开出的藥方未能取得預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將實行印尼盾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的聯系匯率制，以穩定印尼盾。此舉遭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西歐的一致反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揚言將撤回對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經濟大危機。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價跌破10 000∶1。受其影響，東南亞匯市再起波瀾，新元、馬幣、泰銖、菲律賓比索等紛紛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一份新的經濟改革方案達成協議，東南亞匯市才暫告平靜。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得與之關系密切的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日元匯率從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兌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兌1美元；5、6月間，日元匯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兌1美元的關口。隨着日元的大幅貶值，國際金融形勢更加不明朗，亞洲金融危機繼續深化。

　　第三階段：1998年8月初，乘美國股市動蕩、日元匯率持續下跌之際，國際炒家對香港發動新一輪進攻。恆生指數一直跌至6 600多點。香港特區政府予以回擊，金融管理局動用外匯基金進入股市和期貨市場，吸納國際炒家拋售的港幣，將匯市穩定在7.75港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上。經過近一個月的苦鬥，使國際炒家損失慘重，無法再次實現把香港作爲“超級提款機”的企圖。國際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時，在俄羅斯更遭慘敗。俄羅斯中央銀行8月17日宣布年內將盧布兌換美元匯率的浮動幅度擴大到6.0～9.5∶1，並推遲償還外債及暫停國債交易。9月2日，盧布貶值70%。這都使俄羅斯股市、匯市急劇下跌，引發金融危機乃至經濟、政治危機。俄羅斯政策的突變，使得在俄羅斯股市投下巨額資金的國際炒家大傷元氣，並帶動了美歐國家股市的匯市的全面劇烈波動。如果說在此之前亞洲金融危機還是區域性的，那么，俄羅斯金融危機的爆發，則說明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超出了區域性範圍，具有了全球性的意義。到1998年底，俄羅斯經濟仍沒有擺脫困境。1999年，金融危機結束。

　　這次金融危機影響極其深遠，它暴露了一些亞洲國家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後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僅是壞事，也是好事，這爲推動亞洲發展中國家深化改革，調整產業結構，健全宏觀管理提供了一個契機。由於改革與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這些國家的經濟全面復蘇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亞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經過克服內外困難，亞洲經濟形勢的好轉和進一步發展是大有希望的。

　　發生在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繼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之後，對世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大事件。這次金融危機反映了世界和各國的金融體系存在着嚴重缺陷，包括許多被人們認爲是經過歷史發展選擇的比較成熟的金融體制和經濟運行方式，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都暴露出許許多多的問題，需要進行反思。這次金融危機給我們提出了許多新的課題，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則和組織形式的問題。本書試圖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本書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解脫本世紀初貨幣制度改革以後在不兌現的紙幣本位制條件下各國形成的貨幣供應體制和企業之間在新形勢下形成的債務衍生機制帶來的幾個世紀性的經濟難題，包括：

　　以上問題最深層的原因，是貨幣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企業之間交易活動產生的新機制未被人們充分認識。本書的思路是，建立一種權威性的企業交易結算的中介系統——國家企業交易中介結算系統，解脫企業之間的債務鏈，消除企業和銀行壞账產生的基礎，以避免債務和金融危機的發生，並減少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的危害，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在這個創新過程中，還會產生國家稅收和財政支出方式的創新，減少財政赤字的發生。同時，還會產生企業制度的創新，減少企業的破產倒閉和兼並現象，增強企業的穩定性。並且，還將對國際結算方式進行創新，對國際貨幣的使用進行改革。這個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的治理，而是對紙幣制度所存在的嚴重缺陷的修正，是對貨幣供應和流通體制的創新，是金融體制的重大變革，並且，這種變革帶來經濟運行機制的諸多方面的調整。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盡管在各國有其具體的內在因素：經濟持續過熱，經濟泡沫膨脹，引進外資的盲目性－－短期外債過量，銀行體系的不健全，銀企勾結和企業的大量負債等，危機也有其外在原因：國際炒家的“惡劣”行徑，但是人們還應進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機生成的本質因素－－現代金融經濟和經濟全球化趨勢。

　　劉詩白認爲，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固有的內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是以嚴重的金融危機爲先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首先發生於資本主義世界。可見，金融危機有其制度根源，是資本主義危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存在於市場經濟固有的自發性的貨幣信用機制，一旦金融活動失控，貨幣及資本借貸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機就表現出來。以金融活動高度發達爲特徵的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是高風險經濟，包孕着金融危機的可能性。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又一重大特徵。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超國界發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後各國之間商品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各國在經濟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務、資本、技術、知識國際間的頻繁流動，經濟的全球化趨勢表現得更加鮮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是當代資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經濟落後國家與地區躍進式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國際信貸、投資大爆炸式地發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機必然會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環節爆發。綜上所述，現代市場經濟不僅存在着導源於商品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危機，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貸行爲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過度與資本市場投機過度而引發的金融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這種市場運行機制的危機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機不只是資本主義國家難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現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金融體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動的失控是金融危機的內生要素。正由於此，在當前我國的體制轉型中，人們應該高度重視和切實搞好政府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特別要花大力氣健全金融體制，大力增強對內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機的防範能力。總結：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後，人們對危機爆發的原因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探討.指出了危機爆發的內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劉詩白則進一步指出深層次的原因，即現代貨幣信用機制導致危機的爆發。只要現代市場經濟存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貨幣信用機制就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只不過，它只是發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國家。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也不例外。雖然如此，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健全金融體制來防範金融危機，劉詩白又給我們指出了一條防範金融危機之路。

　　1997年7月开始，發生於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韓國等東亞國家的金融危機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這些國家的經濟在1998呈現負增長，而在1997年之前，增長率超過5%在寫這篇文章時，還不清楚這些國家的經濟什么時候能扭轉頹勢，重新开始增長。

　　這些國家曾消滅了大量貧困，是"亞洲奇跡"的一部分，然而現在卻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其原因何在？本文探討這一問題。金融市場信息的弱化是導致這場危機的關鍵因素。在勾畫對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不對稱信息分析框架後，本文將用此框架探討此危機的教訓。

　　1、亞洲危機的不對稱信息分析框架

　　金融系統在經濟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這是因爲當它正常運行時,可以將擁有富余儲蓄的人的資金導向需要資金進行生產性投資的人.金融系統圓滿完成這項工作的主要障礙是信息不對稱,即金融合約的其中一方與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異，這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從不對稱信息的角度理解金融危機，可以次金融危機定義爲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嚴重惡化，使金融市場無法有效地將資金導向那些擁有最佳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

　　在此，用不對稱信息分析來解釋東亞金融危機。這一分析強調危機是由一些基本因素決定的，特別是金融體系中的問題。這與Corsetti、 Pesenti和 Roubini(1998)、Goldstein(1998)和Krugman(1998)等人最近的研究結果相一致。然而，這一分析並沒有否定由 Radelet和Sachs(1998)提出的非流動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觀點。但是，這裏的分析重點研究東亞金融危機造成經濟活動嚴重衰退的機制，這是超越其他論文的地方。

　　對絕大多數危機，尤其是東亞金融危機，促使不對稱信息問題惡化並導致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是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特別是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與以前的金融危機一樣，例如進行過類似分析的1982年智利金融危機和1994- -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導致由資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機過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頂和借款類型的限制，借款急劇增加。正如 Corsetti、 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世界銀行(1998)和Kamin(1999)提到的，亞洲危機國家信用擴張速度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借款激增問題並不是借貸的擴張，而是擴張得太快以致造成過大風險，以及相應的未來的貸款損失。

　　在東亞金融自由化後發生承擔過度風險問題，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當面對金融自由化後新的貸款機會時，金融機構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風險管理經驗。而且，隨着信貸的迅速增加，金融機構無法迅速增加必須的管理力量(如受過良好訓練的貸款員，風險估算系統等)來有效監控這些新的貸款。

　　承擔過度風險的第二個原因是規章／監管體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確的針對銀行系統的政府金融安全體系，也很明顯存在內部隱含的安全體系，從而導致道德風險問題。存款人和那些貸款給東亞銀行的外國貸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會出面保護他們，所以沒有監督銀行的動力，這樣導致這些機構承擔過度風險並主動地尋找新的貸款機會。

　　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那些東亞國家，在金融法規和監管方面十分欠缺。當金融自由化帶來新的冒險機會的時候，這些規章／監管弱化的體系無法控制由政府保護體系造成的道德風險，並形成承擔過度風險的局面。因信貸快速膨脹，銀行監管者的資源局限性，從而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嚴重。因爲銀行开展新業務，業務的發展速度很快，所以銀行監管單位同樣無法迅速增加監管力量(受過良好訓練的檢查人員和信息系統)來跟上其增加的監管責任。

　　資本流入使這一問題進一步惡化。一旦實行金融自由化，因爲能獲得高收益並能得到政府性安全體系的保護，國外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國家的銀行。這種政府性安全體系由新興市場國家政府或象IMF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提供。這樣，資本流入會促進信貸激增，導致部分銀行承擔過度風險。這正是東亞國家的情況，從1993年到1996年，每年的資本流入量爲500到1000億美元。Folkens-Landau發現，有大量私人淨資本流入的亞太地區新興市場國家，銀行體系也有可觀的膨脹。

　　金融自由化之後信貸激增的結果是巨額貸款損失和隨之而來的銀行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對東亞國家來說，未償還貸款佔總貸款的比例上升到15％到35％。銀行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是使這些國家陷入金融危機的關鍵因素。

　　在象東亞國家那樣的新興市場國家中，銀行業的問題導致金融危機有兩條途徑。首先，銀行機構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會導致銀行限制貸款範圍以改善資本充足率，或者甚至會直接導致全面的銀行危機，這種危機使許多銀行無力償付債務，從而直接削減了銀行體系貸款的能力。

　　第二，銀行資產負債狀況的惡化會促使貨幣危機，因爲中央銀行很難在面臨投機襲擊的時候捍衛其匯率。因爲利率的提高會對銀行資產負債表造成損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來維持本國貨幣匯率的措施都會進一步打擊銀行體系。因爲資金到期日不一致以及在經濟衰退時會增加信貸風險，所以會對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造成負面影響。這樣，當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遭到投機性襲擊時，如果中央銀行將利率提高到足以捍衛匯率的水平的話，其銀行系統就會崩潰。當投資者認識到一國脆弱的銀行體系使中央銀行不太可能成功捍衛本國匯率的時候，在賣空此國貨幣的預期利潤的吸引下，他們會更加積極地襲擊貨幣。所以，在銀行體系脆弱的情況下，貨幣投機性襲擊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會激發這種襲擊行爲，巨額經常項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種因素。可見，銀行體系狀況的惡化 是造成貨幣危機的關鍵因素。

　　因爲債務合約的兩個關鍵特性，貨幣危機和貶值會在新興市場國家引發全面的金融危機。在新興市場國家，債務合約的期限很短，而且經常是用外匯計價的。債務合約的這些特性造成了三種機制，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危機通過這三種機制，使信貸市場的不對稱信息問題更加嚴重，從而促使金融危機的爆發。第一種機制是貨幣貶值在企業資產負債表上帶來的直接影響。當本幣貶值時,以外幣計價的債務合約會加重國內企業的債務負擔。另一方面，因爲資產主要以本幣計值，公司資產不會同時增加。結果貶值導致企業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和淨資產減少。而這會加重逆向選擇問題，因爲有效抵押的縮水會降低對貸款人的保護。而且，淨值的減少將增加道德風險，企業有承擔更大風險的動力，因爲如果貸款增加它們將損失的東西就更少了。因爲貸款者面臨更高的損失風險，信貸便會降低，於是投資和經濟活動下降。

　　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況一樣，外匯危機導致的貶值對資產負債狀況的損害也是東亞經濟衰退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爲印度尼西亞的貨幣貶值了75％，外匯計價債務的盧比價值是原來的四倍，所以這種機制就特別明顯。如果一家企業 有大量外債，在這種衝擊下，即使原來的資產負債狀況很好，也會陷入破產境地。

　　第二種聯系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的機制是，貶值可能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因爲許多新興市場國家曾經歷過高且不穩定的通脹，它們的中央銀行並不是值得信賴的通脹鬥士。這樣，投機性襲擊後匯率的大幅下降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會導致現實或預期通脹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匯危機之後，其通脹率在1995年上升到50％，我們在印度尼西亞這個遭受打擊最重的東亞國家已經看到了類似的情況。貨幣危機之後預期通脹率的上升將使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因爲它將導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債務與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將大幅增加企業利息支出，從而惡化企業現金流量頭寸，並進一步損害資產負債狀況。於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不對稱信息問題更嚴重，信貸和經濟活動都大幅下降。

　　第三種貨幣危機引發金融危機的機制是，本幣的貶值導致銀行體系的資產負債狀況進一步惡化，觸發大面積的銀行業危機。在新興市場國家發生貶值時，銀行有許多以價值大幅增加的外幣計價的債務。另一方面，企業和家庭部門的問題意味着它們無法償還貸款，這也會造成銀行資產負債表資產方的貸款損失。結果是，銀行的資產負債狀況受到資產和負債兩方面的擠壓，銀行的淨值隨之減少。銀行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許多外幣計價債務期限很短，所以債務的突然大幅增加會造成銀行的流動性問題，因爲這些債務很快需要歸還。進一步惡化的銀行資產負債狀況和被削弱的資本基礎導致銀行削減信貸。在極端情況下，資產狀況惡化導致的金融危機迫使許多銀行關門，從而直接限制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能力。因爲銀行是信貸市場上克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重要角色並且是許多企業的唯一信貸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銀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銀行信貸崩潰，經濟崩潰隨之而來。

　　從這一不對稱信息分析得到的基本結論是，東亞金融危機是一個系統性崩潰。此崩潰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惡化，加重了不對稱信息問題而造成的。其結果是金融市場無法將資金導向有生產性投資機會的人那裏，造成對這些國家經濟的破壞性影響。

　　2、教訓

　　上述關於東亞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成因的不對稱信息分析，可被用來總結出幾個教訓, 以防範此類危機再次發生，以及在發生危機時該做些什么。從危機中總結的第一個教訓是應該通過政府合理的幹預使金融系統恢復穩定：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需要國際最後貸款者。第二個教訓是國際最後貸款機構必須制定合適的貸款條件，來避免形成造成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第三個教訓是，雖然資本流動與危機有關，但這只是現象，而不是造成危機的根源：所以外匯管制對於防範今後的危機不大可能奏效。第四個教訓是釘住匯率制對新興市場國家十分危險，它使金融危機更易發生。我們分別來闡述這幾點。

　　關於國際最後貸款者

　　我們已經看到，金融危機發生時金融系統的信息失靈導致經濟的災難性後果。爲復蘇經濟，金融系統需要重新啓動，以便完成將資金導向生產性投資的工作。在工業化國家，中央銀行可通過擴張性貨幣政策或進行最後貸款來完成。

　　不對稱信息觀點認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銀行並不具備這種能力。因此爲了應付發生在這些國家的金融危機，就需要在國際上存在一個最終貸款人。然而，即使存在這樣一個最終貸款人，最終貸款人的行爲也會引起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從而增大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國際最終貸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風險問題，就可能把情況搞得更糟，這一點將在下一部分討論。

　　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金融體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徵，這就使得中央銀行很難推動經濟從金融危機中復蘇。前文已經提到，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債務以外幣計值。而且，他們過去有過不穩定的高通貨膨脹，債務合約的期限都很短，而擴張性貨幣政策又會引起預期通貨膨脹迅速攀升。

　　作爲其制度特徵的結果之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銀行在面臨金融危機時無法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推動經濟復蘇。設想一下，在一個具有上述制度結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裏，實行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脹預期，和本幣急劇貶值。我們已經看到，本幣貶值導致公司和銀行的財務狀況惡化，因爲他們債務很大部分是以外幣計值，由此債務負擔加重，淨值下降。而且高通脹預期會使利率上升，因爲貸款人補償其購买力的損失。我們也看到，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時居民和公司的現金流入都下降了。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了，銀行業潛在的貸款損失也增大了。

　　在一個具有上述制度結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裏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最終結果是居民、公司和銀行的財務狀況都受到了損害。所以，擴張性貨幣政策導致財務狀況惡化，並使金融危機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更加復雜化。由於類似的原因，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央銀行作爲最終貸款人的舉措，可能不會如工業化國家那樣成功。當聯儲進行最終貸款人的操作時，比如1987年股市崩潰時，市場情緒並不認爲這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然而，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卻並不是這樣。給定以往的通貨膨脹記錄，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向金融體系貸款，擴大國內信用量，可能引發對通貨膨脹失控的擔心。我們已經看到，如果通貨膨脹預期上升，將導致利率提高，本幣貶值，現金流和財務狀況惡化，這一切都使得從危機中復蘇更加困難。

　　在一個具有上述制度結構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最終貸款人角色的作用很有限，因爲中央銀行現在的貸款是一柄雙刃劍。

　　上述觀點認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央銀行只有很有限的能力從金融危機中解救他們的國家。事實上，經濟的迅速恢復需要國外的援助，因爲從國外獲得的流動性不象本國當局供給的那樣會導致不利的後果。國外援助不會導致通貨膨脹，從而不會通過現金流損害財務狀況，這有助於本幣幣值穩定，改善財務狀況。

　　既然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需要最終貸款人，而後者又不能產生於國內，只能由國外提供，這就爲國際最終貸款人的存在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十年前的那場金融風暴把笙歌一片的東南亞帶向了一個萬戶蕭疏的時代。今天當這個仍然帶着傷痕的巨人堅強地站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懂得並且漸漸學會從全球化的角度，審視中國的金融產業和日益國際化的資本市場。

　　金融安全——不只是維系着一個國家的繁榮與強盛，離开了強有力的金融體系的支撐，即使是那些看上去固若金湯的產業帝國，其足下也不過是一片暗流湧動的沙丘。

　　公元2007年的初春，不論以何種姿態，回望1997年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都顯得意味深長。10年前，危機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動蕩，其波及之廣、速度之快、破壞之深，令全球爲之震驚。

　　這場給亞洲甚至整個世界帶來深刻創傷的危機，再一次表明：國家安全並非簡單地表現爲國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表現爲經濟安全，而經濟安全的關鍵在於金融安全。

　　從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來看，它們從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債權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到衍生品市場，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歷程。每種市場、每種機制和制度工具，都是千萬人在經濟實踐中根據活動的需要而協議採取的，並通過千萬人的實踐才逐步形成共同的制度、機制和工具，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運行、監管的制度與規則。

　　但東亞發展中國家在短短20—30年間，不可能完成發達國家兩百多年所完成的事，也不可能通過漫長的發展過程讓各類市場形式、機制、制度工具依序發育、成熟，而是在短短幾年內幾乎同時出臺。當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尚未完成時就已开始證券化，證券制度還未發育成熟甚至有關運行規則還未確定時又出臺了期貨和衍生品市場——這一切導致各種市場、機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帶有不同程度的夾生性。正是由於這些制度性弱點，構成了“趕超型”經濟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

　　日漸融入全球化的中國金融市場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一方面，經過改革开放以來近30年的建設，中國在金融領域取得了無可爭辯的成就，這其中就包括銀行、股市、期貨和衍生品在內的金融工具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由於發展時間較短，經驗不足等原因，金融市場也存在很多問題，甚至潛伏着諸種危機，中航油、國儲銅事件無疑給我們敲響了警钟。

　　如何維護中國的金融安全？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之際，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必要的，也是及時的。

　　金融的开放和全球化，並不必然帶來十年前那樣的深重危機，導致金融滅頂之災的恰恰是缺乏开放的制度設計，並在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道路上裹足不前。

　　2007年歲初回望1997年東南亞爆發的金融危機，意蕴頗深。
10年前，危機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動蕩，其波及之廣、速度之快、破壞之深，令全球爲之震驚。

　　金融危機衍發效應

　　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出，金融全球化確實加大了市場風險：

　　其一，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人民資產大爲縮水。1997年3月2日索羅斯攻擊泰國外匯市場，引起泰國擠兌風潮，擠垮銀行56家，泰銖貶值 60%，股票市場狂瀉70%。由泰國引起的金融動蕩一直蔓延到亞洲的北部乃至俄羅斯，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臺灣、日本、香港、韓國均受重創，這些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資產大爲縮水，亞洲人民多年來創造的財富紛紛貶值，歐美國家利用亞洲貨幣貶值、股市狂瀉的時機，紛紛兼並亞洲企業，購买不動產，以其1%的代價輕易獲取了百分之幾百的財產。

　　其二，東南亞金融危機使亞洲國家的社會秩序陷入混亂。由於銀行倒閉，金融業崩潰，導致經濟癱瘓。經濟衰退，激化了國內的矛盾。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社會動蕩，人心渙散，秩序混亂。

　　其三，東南亞金融危機使國家政權不再穩定。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社會動蕩，經濟蕭條，導致人們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在野黨、反對黨紛紛指責執政黨，於是，泰國的政府被推翻了，印度尼西亞的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橋本龍太郎下臺了，俄羅斯一年之內換了六屆總理。政治不穩定，破壞了亞洲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此前，亞洲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就在於政治經濟環境穩定，後來由於金融危機破壞了這種穩定，引發社會波動，差點危及到各國的國家安全。

　　10年來，亞洲各國採取了很多措施，來補救導致金融危機的缺陷以及危機所造成的破壞。銀行衝銷了壞账，重組了資本結構，強化了審慎控制。企業對資產負債狀況進行了重新整理，金融危機前的過度投資被逐一清理。更爲審慎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佔據了主導地位，外匯儲備日益上升，取代了以往嚴重依賴海外短期資金流入的局面。

　　但10年前危機給亞洲帶來的創傷不可謂不深刻，它警示我們：國家安全並非簡單地表現爲國防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越來越表現爲經濟安全，而經濟安全的關鍵在於金融安全。

　　但是，我們不能把金融开放視之爲“洪水猛獸”，不能據此而鎖國；恰恰相反，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爲开放而衰退，只有因爲封閉而落後的例子，這已爲人類的歷史所證明。

　　那么，爲何开放體系的整體風險低於封閉的體系呢？因爲，开放體系中有一整套健全的市場經濟制度，有利於促進經濟主體間資源的有效配置，使宏觀和微觀主體具有更強的抗風險能力。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經驗表明，對外开放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亞洲金融危機出現的原因並不在東南亞經濟开放上，而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國內資本市場不合理、金融產品結構不合理造成的，爲國際金融危機商業炒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人們看到：一方面許多東亞國家的信貸市場畸形發展，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國內信貸額與GDP之比均高達115%—200%；另一方面，其資本市場又不成熟或發育不全，致使企業過度依賴商業銀行的間接融資，而銀行又過於依恃政府的“主導”與擔保，導致銀行信貸過度擴張，銀行不良債權或壞账過大。如韓國、泰國的銀行不良資產佔到其GDP的34%—40%。與此同時，東亞銀行制度的不成熟性還表現在金融監管不力、法規不健全上。許多東盟國家的中央銀行並沒有隨着不良債權增大而增加貸款損失準備金，菲律賓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三年間銀行貸款增大了38%，而貸款損失準備金在貸款總額中的比重卻從 3.5%減到1.5%，比重最高的馬來西亞也只有2%。這么孱弱的金融體系，一旦風吹草動，如國際收支銳減，便造成人心浮動，國內資金外送和外資迅速撤離，金融風暴隨之即來。

　　從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史來看，它們從商品市場、貨幣市場、債權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到衍生品市場，大約經歷了200年的歷程。如：紐約證券交易所，是200年前由24名商人在曼哈頓南段一棵梧桐樹下籤訂一份定期交換各州政府發行的債券協議开始的，過了25年才成立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理事會，1863年成立紐約證券交易所，之後又發展起了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及期貨市場，战後又發展了衍生品市場，因此，每種市場、每種機制和制度工具，都是千萬人在經濟實踐中根據活動的需要而協議採取的，並通過千萬人的實踐才逐步形成共同的制度、機制和工具，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運行、監管的制度與規則。但東亞發展中國家在短短20—30年間，不可能完成發達國家兩百多年所完成的事，也不可能通過漫長的發展過程讓各類市場形式、機制、制度工具依序發育、成熟，而是在短短幾年內幾乎同時出臺。當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尚未完成時就已开始證券化，證券制度還未發育成熟甚至有關運行規則還未確定時又出臺了期貨和衍生品市場—— 這一切導致各種市場、機制、制度工具不能不帶有不同程度的夾生性。正是由於這些制度性弱點，構成了“趕超型”經濟所固有的先天性不足。同時，後天又過度利用境外短期資金，而不是先貿易、後投資；先實業後金融；先關稅，後非關稅；先經常項目，後資本項目。過度、過濫、妄用金融手段，勢必招致風險。如：泰國在本地銀行累積巨額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連年逆差的情況下，過早放开資本項目，結果給國際短期遊資大开方便之門，因此，自身的脆弱風險最大。

　　由此看來，金融危機不在开放本身上，正如防範危機的根本措施，不再貨幣之內而在貨幣之外一樣。新加坡是小型开放型經濟國家，極易受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因此亞洲金融風暴所產生的巨大衝擊，極有可能對其經濟產生災難性的打擊。然而，在整個東亞經濟一片蕭條時，新加坡相對而言未受太大的影響，雖然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也遭受了衝擊，但整個經濟發展狀況良好。1998年，經濟增長率爲正值，但不高；到1999年就上升到了5.4%。那么，爲何新加坡能經受住席卷亞洲的金融風暴呢？這是因爲新加坡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特別是一個良好的銀行系統和監管體系。新加坡銀行的資本狀況達到了國際水平。盡管多年來提取了大量的準備金，但它們的資金充足率仍從1996年的16%上升到1998年的18.3%，1998年新加坡銀行甚至獲得了14.5億新加坡元的利潤，盡管這比1997年的水平下降了40%。因爲銀行在當地的資產僅佔其全球資產的不到20%，因此新加坡沒有發生銀行系統危機的可能。銀行的貸款大部分面向國內，國內的貸款企業由於具有良好的資產負債情況，因此能很好地抵御金融風暴造成的資產價格和國內需求的負面衝擊。

　　完善宏觀金融調控機制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東南亞金融危機並不是改革开放的結果，而是經濟環境、經濟政策、經濟手段的夾生性所致，只要處理好开放進程中政策之間、體制之間的協調問題，進一步經濟开放並不會導致金融危機。

　　因此，不能因爲東南亞地區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爲我們因金融开放放慢而得到了好處，因此進一步放慢，這種傾向是不對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資本項目總是不放开，對整個經濟發展是十分不利的。中國之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基本上沒有受到明顯的衝擊，主要的原因不是中國的金融體制放慢开放所致，而是 1994年以來中國的外債結構比較合理。中國在穩定貨幣和規範金融市場等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取得了進步，通過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外匯體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增強了抗風險能力。所以，在亞洲金融危機10年後，應通過推進經濟开放，特別是金融領域的开放促進國內的經濟發展。

　　再從开放的實踐看，中國的金融开放也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近370億美元。從中國改革开放初期到 2005年底，中國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3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對GDP的貢獻率超過40%。資本的流動，增加了就業，擴大了稅收，更重要的是促進了中國市場化進程，制度化改革步伐。

　　因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對金融全球化懷有恐懼心理。更何況，入世5年過渡期後，金融業還有5年左右的保護期。中國作爲發展中國家，金融業是幼稚產業，它可以有一個保護期。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5年時間，加快金融業改革，迅速培育起金融市場，增強我國金融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我們完全可以在5年後與全球金融機構在同一個平臺上展开競爭。

　　由此看來，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在完全融入經濟全球化之前，建立健全的微觀金融競爭體制、完善市場性宏觀金融調控機制就顯得刻不容緩。從國內金融體制改革的現狀看，很難說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更不用說作好資本市場开放的準備。金融全球化要求商業銀行向“流程銀行”轉變，垂直的報告路线和矩陣式的管理，對中資銀行經營體制將帶來重大衝擊和挑战。目前，中資銀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於國家政策的保護，市場競爭的觀念並沒有多大改觀，與外資銀行競爭的優勢並沒有形成。目前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壟斷特徵仍明顯，四大國有銀行仍未商業化，仍未擺脫經濟體制轉型所擔負的沉重歷史包袱，仍未形成有效的內外部激勵約束機制。

　　金融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留給我們調整和改革的時間也越來越少。我們應該有緊迫感。入世5年後在改革國有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機制上取得突破，同時對民營資本开放金融領域，在外資大舉進入前形成包括民營、國有等多種所有制相互競爭的市場格局，以強健的國內金融機構去迎接入世5年後的競爭。

　　還原人民幣的槓杆作用

　　同時，應當加速金融市場改革，允許人民幣穩步升值。應當肯定，人民幣具備穩定的國際國內條件。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並不是說不動，人民幣匯率仍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這才是正常的。

　　從經濟學來說，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如果強行將人民幣保持在一個數值上不變，它就不能反映外匯市場的變化，不能反映國內要素市場的變化，可以說喪失了反映市場信號的功能，失去了資本配置的功能，在开放的國際社會中等於放棄了一種強有力的宏觀調節手段。因此，人民幣作爲價格信號，它的走勢取決於國際收支狀況和國內經濟發展狀況。變是絕對的，有漲有落才是自然法則，才是正常的。

　　特別是在中國經濟走向一個新的制度平臺時，還原它的宏觀經濟調節的槓杆作用非常重要。這是因爲，入世5年後，外貿和外資的總量、流向和結構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對市場外匯的供求基礎產生深刻影響。如果靈活性不夠，不能通過人民幣調節外匯市場，那將是不利的。

　　由此看來，入世5年後，人民幣具備穩定的條件，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不是一成不變的，要利用人民幣反映外匯市場和國際收支的狀況，逐步回歸它的價格信號功能，從而發揮人民幣調節宏觀經濟的槓杆作用。

　 解決儲蓄率、投資率“雙高”問題

　　必須指出，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但不能靠無限度地犧牲當前消費而獲得經濟增長。中國目前的儲蓄率高達46％，投資率高達40%左右。政府擁有的財富比家庭的財富更多，而政府持有資產所得到的收入，變成了投資而不是消費。從經濟學角度說，這種高投資率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是極限。爲維持GDP的增長，就必須不斷提高投資率。但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經濟可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投資率。

　　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反映了中國資金配置體系的粗糙以及貨幣政策的低效。一旦中國經濟陷入低迷，可能會再度產生龐大的銀行壞账，使中國缺乏強勁資本市場的脆弱金融體系，面臨巨大壓力。

　　因此，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如何解決過度儲蓄和過度投資的問題呢？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退出要素市場。政府應通過提供公共品提高經濟效率，通過向弱勢羣體實行傾斜的收入再分配，從而增進公平。

　　其次，利用財政和分紅政策，壓縮企業的利潤，限制它們在產能過剩領域的再投資。

　　再次，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中國社科院2006年中國社會發展年度報告對7140個居民家庭進行了調查，其結論是：2006年中國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96。相比之下，印度的基尼系數爲0．33，美國爲0．41，巴西爲0．54。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合法收入，應該鼓勵創富；但問題是部分高收入的獲得，是由分配體制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借助於權力和壟斷、違法違規和不平等競爭手段而獲得的。這種收入差距，既不體現效率原則，又嚴重損害社會公平。從經濟學上說，它直接導致社會福利的淨損失，增加了交易費用，降低了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不利於擴大內需，影響了社會穩定——長此以往，社會的產出會從生產可能性邊界上移至邊界之內，最後整個國家處於低效率。

　　最後，必須解決與醫療保健、教育和住房相關的支出過度不確定的問題。日益上升的醫療成本已成爲中國人一大擔憂，目前醫療支出已經佔到居民家庭消費總額的11．8％，高於交通或教育支出所佔的比例。同時，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剛建立不久，資金可持續性仍然面臨挑战。對社保體系信心不足，是家庭儲蓄高企、不愿消費的原因之一。信心不足，消費何來？

　　汲取東南亞金融危機教訓，關鍵之關鍵，是一定要符合國際規範。國際規範是金融業的生命，是必由之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