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裏德曼

米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家，以研究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經濟史、統計學、及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表揚他在消費分析、貨幣供應理論及歷史、和穩定政策復雜性等範疇的貢獻。

弗裏德曼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將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讓自由市場運作，以此維持政治和社會自由。他的政治哲學強調自由市場經濟的優點，並反對政府的幹預。他的理論成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要經濟根據之一，並且對1980年代开始美國的裏根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有極大影響。

生平

弗裏德曼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Jeno Saul Friedman，母親是Sarah Ethel Landau（1892-?），兩人從奧匈帝國（今烏克蘭一帶）來到美國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弗裏德曼是家中第四個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個姊姊包括：Tillie F. Friedman (1919-?)、Helen Friedman (1920-?)、以及Ruth Friedman (1921-?)[1]。在高中時，弗裏德曼父親逝世後，舉家搬到新澤西州的羅威市（Rahway）。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羅格斯大學。原打算成爲精算師的弗裏德曼最初修讀數學，但成績平平，1932年取得文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弗裏德曼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比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爲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跟他辯論的人。當弗裏德曼病逝時，羅斯說：“我除了時間，什么都沒有了。”　

畢業後，他曾爲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準了許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決當時面臨的艱難經濟情況，尤其是新政的許多公共建設計畫。輾轉間他到哥倫比亞繼續修讀經濟學，研究計量、制度及實踐經濟學。返回芝加哥後，獲Henry Schultz聘任爲研究助理，協助完成《需求理求及計算》論文。爲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1940年曾完成一書，指醫生的壟斷局面導致他們的收入遠高於牙醫，引起局方爭議，令該書要在战後始能出版。

弗裏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了一小段時間，但由於在經濟學系裏碰上了反猶主義者的阻撓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門工作。

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战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稅賦政策，並且也確實協助推廣了預扣所得稅制度。43至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爲武器設計、战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Stigler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頒發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爲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他的自傳中，弗裏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爲羅斯福新政工作時，“當時我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隨著時間過去，弗裏德曼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也逐漸轉變，他在芝大成立貨幣及銀行研究小組，在經濟史論家Anna Schwartz的協助下，發表《美國貨幣史》鴻文。當時他挑战主張凱恩斯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觀點，抨擊他們忽略貨幣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脹的重要性。他任職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義經濟，並與徒弟徒孫，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學派”。

他過，他通常反對政府幹預的計劃，尤其是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爲價格在市場機制裏扮演著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號功能。在《美國貨幣歷史》一書中，他提出經濟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於貨幣供應管制不當所致。後來他在2006年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爲何人們仍以爲是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蕭條。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到1976年，在這30年裏他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形塑成一個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被稱爲芝加哥經濟學派。在弗裏德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53-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任教。從1977年开始弗裏德曼也加入了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弗裏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貝克爾形容，弗裏德曼可能是全球最爲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隨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佛老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贏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钟。”

弗裏德曼是學術世家。他妻子羅絲是經濟學家，其妻兄長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學聲望顯赫的法律學教授。弗裏德曼育有兩名子女，包括女兒珍尼·弗裏德曼及大衛·弗裏德曼，大衛本身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學說的重要學者。大衛的兒子Patri畢業於史丹福大學，2006年時在Google任職。

他於2006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三藩市家中因心髒病發引致衰竭逝世。

重要著作:

《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範》（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資本王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價格理論：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國貨幣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 J．Schwartz）合著

站在凱恩斯的對面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曾使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和政府幹預經濟的政策聞名於世；二战後，西方社會20余年的經濟繁榮更讓凱恩斯思想大放異彩。但正是在凱恩斯主義的鼎盛時期———20世紀50年代，以弗裏德曼爲主要創始人的貨幣學派打着對抗“凱恩斯革命”的旗號誕生了。

　　弗裏德曼的理論具有兩個重要特點：堅持經濟自由，強調貨幣作用。

　　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凱恩斯的政府幹預思想。弗裏德曼認爲，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具有達到充分就業的自然趨勢，只是因爲價格和工資的調整相對緩慢，所以要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況可能需要經過一定時間。如果政府過多幹預經濟，就將破壞市場機制的作用，阻礙經濟發展，甚至造成或加劇經濟的動蕩。

　　他還強勁地攻擊凱恩斯所倡導的財政政策。弗裏德曼認爲，在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开支將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從而產生“擠出效應”，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貨幣政策才是一切經濟政策的重心。

反通貨膨脹的旗手

　　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漲”爲貨幣學派帶來了大展宏圖的歷史機遇。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經濟政策終於給西方經濟帶來了惡果。70年代之後，各國的經濟發展緩慢下來，赤字越來越大，失業越來越多，通貨膨脹率越來越高。在這種經濟形勢下，經過10多年發展起來的貨幣學派選擇了通貨膨脹爲主要靶子，提出了以穩定貨幣、反對通貨膨脹爲中心內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張。

　　與其他經濟學家不同，弗裏德曼把通貨膨脹的責任完全歸到了政府的身上。“沒有一個政府肯於承擔通貨膨脹的責任，即使不是很嚴重的通貨膨脹也是如此。政府官員往往尋找各種借口，把責任推諉給貪婪的企業家、剛性的工會、揮霍無度的消費者、阿拉伯的酋長、惡劣的氣候以及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理由。無疑，企業家是貪婪的，工會也有剛性，消費者並不節約，阿拉伯酋長提高了石油價格，天氣往往不正常，然而所有這些只能提高個別商品的價格，並不能使一般物價普遍提高。”

　　弗裏德曼認爲，根治通貨膨脹的惟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控制貨幣增長。控制貨幣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時候要“公开宣布並長期採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

　　由於這些政策主張順應了西方經濟在新形勢下發展的需要，因此贏得了許多的贊同者和追隨者，並且得到官方的特別賞識。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爲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將貨幣學派理論付諸實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貨幣主義政策；美國裏根總統上臺後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中，也把貨幣學派提出的制定一種穩定的貨幣增長政策作爲主要項目；瑞士、日本等被認爲是“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的國家，自稱其“成功的祕密”就在於實行了貨幣學派的“穩定的貨幣供應增長率”政策。貨幣學派一時聲譽鵲起，被普遍看作凱恩斯學派之後的替代者，弗裏德曼更是被稱爲“反通貨膨脹的旗手”。

“負罪”的獲獎人

　　1976年，弗裏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頒獎典禮上，當他從座位上起立以便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獲獎證書時，一位觀衆突然舉起“自由歸於智利人民”的橫幅站起來進行抗議，大喊“資本主義下臺，弗裏德曼下臺”，會場一陣騷亂。

　　事情的起因還要從智利的軍事政變說起。20世紀70年代，智利軍人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阿連德是社會黨人，上臺後推行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些政策引起智利國內經濟倒退與混亂。皮諾切特上臺後开始用強力手段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改革方案是由薩克斯等一批美國青年經濟學家策劃的，這些人中不少曾受教於弗裏德曼。這種經濟轉型引起智利國內失業與貧窮現象嚴重，遭到左翼人士反對，皮諾切特對他們實施鎮壓，國內矛盾激化。於是，一些人指責弗裏德曼同智利問題有牽連，設在瑞典的智利委員會則把弗裏德曼稱爲“要對當前智利的失業飢餓政策負有罪責的經濟學家。”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頒獎典禮上的抗議事件也就不足爲奇了。

　　頒獎典禮上的尷尬從另一個側面也表明弗裏德曼經濟政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影響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運行無處不滲透着弗裏德曼的思想與主張。後來的事實證明，智利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成功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也降了下來。

　　然而，事情的兩面性再一次出現：英國的通貨膨脹率從1980年的22%降到1984年的4%的同時，失業人數從100萬上升到300萬；同出一轍，1979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分別爲12.7%和5.9%，4年後，這兩個數據變爲3.2%和7.6%。物價降下來了，但人們卻又承受着失業的痛苦。“堅持！”這是弗裏德曼始終如一的信條。於是，奇跡出現了：1993年～2000年，美國經濟出現了持續8年的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經濟增長。有人說，美國的經濟是裏根栽樹，克林頓乘涼。真的如此嗎？弗老在其中的作用又有幾分呢？恐怕擅長統計分析的弗裏德曼自己也難以回答。

米爾頓·弗裏德曼三次對中國的訪問

用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力來衡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可以說是20世紀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經濟學家。這位學術界的大人物對中國有着濃厚的興趣。在他與其夫人羅斯合著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中，除了美國之外，另一個佔據篇幅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裏德曼三次來華訪問。他在自傳中寫道：“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

1980年的訪問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請的訪問。邀請者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者希望弗裏德曼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用等問題發表演講。這時的中國，改革的進程剛剛开始，人們對於未來要走的道路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只是知道過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弗裏德曼沒有聽到一個人說過文革的好話。但他也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知之甚少，對市場體制運作的方式基本上一無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談中，一位將要前往美國考察的副部長的問題是：“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弗裏德曼的反應是“嚇了一跳”。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轉的。

弗裏德曼這時對中國的判斷是改革剛剛开始。並且不能排除出現反復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張五常的安排下，弗裏德曼第二次訪華。這次訪華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這不僅僅是由於弗裏德曼見到了當時中國的主要中央領導人，而且由於訪問的範圍更大，弗裏德曼得以對中國有了更深入的觀察和了解。同時，弗裏德曼的自由經濟觀點，在當時中國改革持續深入情況下得以更清晰地傳遞給了中國的決策者和學術界。

在這次訪問中，弗裏德曼在各地走訪了許多正在蓬勃發展的商品市場。在這些市場中，客人真實感受到了 中國經濟發展的生機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面對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爲了經濟發展而放棄自己的某些特權。

1993年，弗裏德曼第三次訪華。這時的中國改革，在經歷了反復以後，重新开始快速發展。客人在中國已經可以享受到不亞於其他國家的服務。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裏德曼還訪問了成都和重慶等地。私營企業、民間商業的發展給弗裏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時的中國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與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強調日本韓國式的對經濟的控制，認爲這是未來的方向。弗裏德曼顯然無法同意這一點。但這時的中國，已經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樣盡量地吸收外界知識了。但另一方面，弗裏德曼關於市場與政府關系的觀點這時倒更符合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場制度，還是嘗試一條 “第三條道路”？這個已被弗裏德曼解決的問題將繼續困擾中國多年。

在三次訪華中，弗裏德曼近距離地觀察了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的變遷過程，他盡力向中國人介紹了他關於自由市場制度的知識，表達了自己的思想觀念。作爲一個經濟學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深入影響了一大批中國人——其中不乏能夠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人。可以說，在這十幾年中，弗裏德曼原有的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擴充到了中國，而中國，也因此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