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李嘉圖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是英國產業革命高潮時期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他繼承和發展了斯密經濟理論中的精華，使古典政治經濟學達到了最高峯。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傑出代表和完成者。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生於猶太人家庭，父親爲證券交易所經紀人。12歲到荷蘭商業學校學習，14歲隨父從事證券交易。1793年獨立开展證券交易活 動，25歲時擁有200萬英鎊財產，隨後鑽研數學、物理學。1799年讀亞當·斯密《國富論》後开始研究經濟問題，參加了當時關於黃金價格和谷物法的討論，1817年發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9年選爲下議院議員。
李嘉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爲出發點，建立起了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以分配論爲中心的理論體系。他繼承了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堅持商品價值由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並批評了斯密價值論中的錯誤。他提出決定價值的勞動是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不僅有活勞動，還有投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他認爲全部價值由勞動產生，並在3個階級間分配：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說明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從而實際上揭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對立。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中的比較成本學說等。但他 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永恆的，只注意經濟範疇的數量關系，在方法論上又有形而上學的缺陷，因而不能在價值規律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的交換、等量資本獲等量利 潤等，這兩大難題最終導致李嘉圖理論體系的解體。他的理論達到資產階級界限內的高峯，對後來的經濟思想有重大影響。[1]
李嘉圖出生於倫敦的一個猶太移民家庭，在十七個孩子中排行第三。14歲時，他跟隨父親進入倫敦證券交易所學習金融運作，爲將來在股票和房地產市場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21歲時，李嘉圖拒絕了家庭的正統猶太教信仰，與貴格會信徒普麗拉·安妮·威爾金森私奔，導致他與近親疏遠。很可能他的母親從此再沒有與他交談過。差不多同時，他成爲了一神論派信徒。
1799年的一次鄉村度假裏，他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經濟學，由此對這個學科產生了興趣。37歲的時候他完成了第一篇經濟學論文，10年後他在這一領域獲得了極高的聲譽。
李嘉圖在證券交易所的工作使他非常富有，1814年42歲時便退休了。
1819年，李嘉圖在英國議會上院購买了一個代表愛爾蘭的席位。他佔據這個席位直到去世。作爲議員，李嘉圖支持自由貿易和廢除旨在保護英國國內農業的《谷物法》。
李嘉圖的密友詹姆斯·穆勒對其政治雄心和經濟學論文寫作多加鼓勵。其他知名友人包括馬爾薩斯，他們常在協會裏辯論諸如地主的社會角色之類的問題。他也是倫敦知識分子圈子裏的成員，後來成爲馬爾薩斯政治經濟學俱樂部和國王俱樂部會員。
51歲那一年他在自己的莊園裏去世。
大衛•李嘉圖在賦稅理論方面有很多獨到的見解，關於賦稅來源，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大衛•李嘉圖認爲稅收來自勞動產品的價值，稅收的來源有兩個方面：資本和收入。如果稅收的徵收使得人們增加生產或減少消費，那么稅收來源於收入；如人們沒有增加生產或減少消費，則稅收是來源於資本。
關於稅收原則，大衛•李嘉圖認爲社會的一切收入都應該徵稅，人們應該按自己的財力來負擔稅收，政府的稅收只要負擔合理，至於落在哪項收入上面是無關緊要的。爲了公平地徵收稅收，應該建立以工資稅、利潤稅和農產品稅組成的稅收制度。稅收具有妨礙生產和耕種的通病，會給生產帶來負擔。因此，大衛•李嘉圖認爲最好的財政計劃就是節流，最好的賦稅就是稅額最少的賦稅。
關於賦稅對經濟的影響，大衛•李嘉圖認爲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賦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大衛•李嘉圖認爲，稅收不是來自資本，就是來自收入，因而從總體上看，稅收不利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來自資本的賦稅比來自收入的賦稅對生產更有害。如果賦稅落在資本上，人民原來決定用在生產性消費上的基金將會因此受到損失。李嘉圖在闡述稅收對經濟的影響時，還指出賦稅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從而導致資本轉移的傾向。他還認爲，如果徵稅不具有普遍性，對某些行業徵收某種稅，而對另一些行業不徵稅，同樣會引起資本的轉移。他認爲，爲了減輕賦稅對生產的不利影響，就要避免對資本課稅，而盡量徵收弊病最小的均等收入稅和奢侈品稅。
第二、賦稅對價格的影響。李嘉圖認爲課稅往往使商品價格呈上升趨勢，賦稅可以改變商品間原來的價格比例關系。
第三、賦稅對經濟的其他影響。李嘉圖認爲，稅收可以通過改變利潤水平來影響產品供求；稅收還可以通過改變國民的收入投向，變個人所得爲政府收入，引導資源配置；稅收可以通過減少資本，減少勞動的實際需求，從而減少工人的就業機會；稅收可以通過出口退稅，進口課稅，發展對外貿易，促進本國經濟發展。 [2]
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這種理論是從斯密那裏來的，但經過了一些改動，改動得越來越僵化了。
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核心就是下面一句話：“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根據這個理論，他認爲，勞動的價值（工資）是一定社會中爲維持工人生活並延續其後代通常所必需的生產資料決定的，而利潤則決定於工資。在所有這些分析中，我們看不到供給與需求的作用，一切都是某種神祕的因素所決定的。
不過，聰明的李嘉圖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價值理論的內在矛盾，他自己曾經犯過嘀咕：“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裏貯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鑽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鑽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爲什么？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一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我可能花了30年時間研究一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一個消費者問津，那么，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就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大衛•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並以此作爲建立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論基礎。
在分析論述比較優勢理論中，李嘉圖賦予勞動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开宗明義就指出“一件商品的價值，或曰用以與之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於生產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進而，他也像斯密一樣，將價值區分爲“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換價值的標準”，認爲“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及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法則，即決定爲了交換他種商品必須付出多少此種商品的規律，全然取決於在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對勞動量”。
國際貿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於國際市場上各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水平。在李嘉圖看來，一國國內各地區、各產業間資本、勞動等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利潤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國與國之間的要素流動則勢必因各種原因而被強制性地打斷，甚至完全不流動。由此，李嘉圖斷定，正是國際間的這種生產要素的不流動性，決定了“支配一個國家中商品相對價值的法則不能支配兩個或更多國家間相互交換的商品的相對價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來交換英國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產上所用的勞動量決定的”一樣。或者說，各類生產要素在國際間完全不流動，打斷了國際間利潤率均等化的進程，因而使一國能夠比較穩定地保持在某種商品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地位。
既然諸多原因決定了同一種商品在不同的國家其相對價值各異，那就給各國參與國際貿易獲取貿易利益留下了可資利用的空間。然而此處的前提必須是各國都能找準自己同他國比較的有利之處，即確定它們各自的比較優勢。
李嘉圖認爲，從長期來看，價格反映了生產成本，可稱之爲“自然價格”。自然價格中的人力成本，是勞動者維生所需的花費。如果工資反映人力成本的話，那么工資必須保持在可以維生的水平。然而，由於經濟的發展，工資水平會高於勉強維生的水平。 相對工資——能購买的食物和必需品的數量。勞動者維持自身生活以及供養家庭的能力，不應取決於其工資的貨幣數量，而應取決於這筆貨幣所能購买的實物和必需品的數量，即貨幣的實際購买力。
李嘉圖認爲，實際工資的增加會導致實際利潤的降低，因爲貨物銷售的毛利可分爲工資和淨利兩個部分。在論文《論利潤》中他寫道：“利潤取決於工資的高低，工資取決於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取決於食品的價格。”
一個與李嘉圖有關的思想是“李嘉圖等式”：在某種情況下一個政府應該如何支付其开銷（即稅收，發行債券或財政赤字）的選擇對於經濟沒有影響。諷刺的是，盡管這個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並不相信這個理論。
大衛•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並以此作爲建立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論基礎。
在分析論述比較優勢理論中，李嘉圖賦予勞動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开宗明義就指出“一件商品的價值，或曰用以與之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於生產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進而，他也像斯密一樣，將價值區分爲“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換價值的標準”，認爲“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及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法則，即決定爲了交換他種商品必須付出多少此種商品的規律，全然取決於在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對勞動量”。
國際貿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於國際市場上各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水平。在李嘉圖看來，一國國內各地區、各產業間資本、勞動等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利潤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國與國之間的要素流動則勢必因各種原因而被強制性地打斷，甚至完全不流動。由此，李嘉圖斷定，正是國際間的這種生產要素的不流動性，決定了“支配一個國家中商品相對價值的法則不能支配兩個或更多國家間相互交換的商品的相對價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來交換英國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產上所用的勞動量決定的”一樣。或者說，各類生產要素在國際間完全不流動，打斷了國際間利潤率均等化的進程，因而使一國能夠比較穩定地保持在某種商品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地位。
1815年，在有關《谷物法》存廢的論战中，李嘉圖發表了《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小冊子，要求允許谷物自由貿易，進口低價谷物，以降低工資，增加利潤，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論低價谷物對資本利潤的影響》的發表引起了一定的社會反響。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發表，使李嘉圖成爲一流經濟學，並成爲以他爲核心的學術團體的宗師。這時，穆勒與李嘉圖的關系發生了轉變，由以李嘉圖爲學生和穆勒爲教師的師生關系發展爲以李嘉圖爲導師和以穆勒等人爲信徒的門徒關系。穆勒就自稱他和麥克庫洛赫是李嘉圖的兩個而且是僅有的兩個地地道道的信徒。爲了傳播李嘉圖的思想，1821年，穆勒出版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次系統闡述李嘉圖的理論。
基於科學精神的學術批評也正是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在李嘉圖寫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的過程，不斷與馬爾薩斯商榷，在與馬爾薩斯的不斷論爭改進自己的觀點和寫作；也正是通過與馬爾薩斯的論爭，李嘉圖在其最後的著作《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中，對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才取得明確的認識。
作爲古典政治經濟學集大成者，李嘉圖的經濟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以分配理論爲核心，強調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惟一源泉。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 上，李嘉圖分析了地租、利潤二者與工資之間的對立關系，考察了級差地租的兩種形態，發現並確立了利潤率的變化規律，提出了比較優勢原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 論成爲了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重要源泉，亦成爲了西方經濟學諸多流派的基石。
李嘉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強調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惟一源泉。他揭示了地租、利潤二者與工資之間的對立關系，考察了級差地租的兩種形態，發現了利潤率的變化規律，並且概括了貨幣流通規律。李嘉圖高度推崇自由貿易，提出了進行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原理。他大力倡導增加資本積累，促進經濟發展，並堅信資本主義經濟具有自我調節功能，預言資本主義不會發生普遍的經濟危機。李嘉圖的理論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李嘉圖理論的基礎上，發展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奇葩”。
李嘉圖以邊沁的功利主義爲出發點，建立起了以勞動價值論爲基礎，以分配論爲中心的理論體系。他繼承了斯密理論中的科學因素，堅持商品價值由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原理，並批評了斯密價值論中的錯誤。他提出決定價值的勞動是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不僅有活勞動，還有投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
他認爲全部 價值由勞動產生，並在3個階級間分配：工資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利潤是工資以上的余額，地租是工資和利潤以上的余額。由此說明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從而實際上揭示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間的對立。
他還論述了貨幣流通量的規律、對外貿易中的比較成本學說等。但他 把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永恆的，只注意經濟範疇的數量關系，在方法論上又有形而上學的缺陷，因而不能在價值規律基礎上說明資本和勞動的交換、等量資本獲等量利 潤等，這兩大難題最終導致李嘉圖理論體系的解體。他的理論達到資產階級界限內的高峯，對後來的經濟思想有重大影響。
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大衛•李嘉圖算得上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奇才。他27歲時才第一次讀到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37歲發表他的第一篇經濟學論文。隨後就一發而不可收拾，在他14年短暫的學術生涯中，爲後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文章、筆記、書信、演說。其中，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最具盛名。
李嘉圖的著作不像斯密那樣結構嚴謹，行文沒有斯密那樣流暢，詞句也不如斯密那樣華美，但《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以更爲精煉的理論架構，更加貼近現實的語言與例證，全面論述了他所生活的那個年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機制，使他成爲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19世紀初葉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闢出專章，集中討論了國際貿易問題，提出了著名的比較優勢貿易理論（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李嘉圖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經濟學理論體系，在斯密奠基的基礎上正式建立起了古典經濟學的大廈。他的勞動價值論在新古典興起之後已經沒有多大價值了，但他的比較優勢理論對於自由貿易的貢獻卻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