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塞西爾·庇古

庇古生平簡介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在英國一個軍人家庭。他是這個家庭的長子。青年時代入劍橋大學學習。最初的專業是歷史，後來受當時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歇爾的影響，並在其鼓勵下轉學經濟學。畢業後投身於教書生涯，成爲宣傳他的老師馬歇爾的經濟學說的一位學者。他先後擔任過英國倫敦大學傑文斯紀念講座講師和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他被認爲是劍橋學派領袖馬歇爾的繼承人。當時他年僅31歲，是劍橋大學歷來擔任這個職務最年輕的人。他任期長達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爲止。退休後，他仍留劍橋大學從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還擔任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國際經濟學會名譽會長、英國通貨外匯委員會委員和所得稅委員會委員等職。
　　庇古的學術生涯及學術研究成就這個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從外在形式來考慮這些令人困擾的問題的，並觸動了新古典主義經濟政策中隱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個相當奇怪的名字，但他的個性和怪僻與他名字的怪異非常吻合——他就是庇古。在其學術生涯中，庇古前後判若兩人。此外，他還是新古典學派思想的重要典範。事實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是將庇古作爲新古典主義學派中持充分就業分析觀點的代表人物來進行攻擊的。庇古也進行了反擊，稱凱恩斯的《通論》是錯誤觀點的混合物。對許多更年輕的經濟學學生來說，庇古的名字總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應”相聯系，這是他回應凱恩斯的一個論據，他試圖在古典主義有關工資和價格彈性的假設下通過邏輯完全性的演示，恢復新古典主義就業理論的地位。
　　此外，庇古還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動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影響，並且他還是當時攻擊自由放任模型的一個重要人物。庇古早在1912年就在他的《財富和福利》一書中提出了這些令人困擾的問題。近半個世紀之後，經濟學家們才意識到庇古曾經設法解決的論題是繁榮的經濟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個問題實際上將威脅到整個體系的合理性。但是那時幾乎沒有經濟學家能夠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質。庇古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已經开始質疑這個系統本身的穩定性，並开始爲其他可供選擇的體系的經濟秩序辯護。弗蘭克?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經濟學》的研究者中惟一一個注意到庇古已將爭論的主題從各種經濟秩序體系之間的選擇轉向了改變和改良現有的職能體系的方法的人。哈裏·約翰遜(Harry Johnson)教授，在他爲庇古所做的感人至深的悼詞中講到，庇古的分析將爭論從革命性的變化轉變爲改良現存體系的方法，“在庇古剛剛提出這一理論的時候，以及在這一理論發表之後的困難重重的战時階段，它還具有明顯的局限性。但隨着凱恩斯革命逐漸爲人們所了解，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分歧也在福利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得到協調，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多地面臨庇古曾經關注的那類政策問題，在這些分析中，他是先驅者。”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後來使我們認識到“我們所關注的問題的片面性”，並推廣了幾乎在半個世紀之前別人還沒有注意到的時候，庇古就很清楚地預見到的許多問題。
　　作爲以古怪個性而著稱的這一學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經歷了一次極端的轉變。在早年，他是一個快樂的、愛开玩笑的、愛社交的、好客的單身漢，但是後來他變成了一個相當怪僻的隱士。他終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費伊(Fay)如下解釋他的轉變：“第一次世界大战對他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战後他就不再是原來那樣了。”他將自己在劍橋的大部分假期用於到法國、比利時和意大利的战爭前线參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他就認識到社會和經濟問題之間的密切關系，反映了他對人性和科學問題的熱情。作爲一名學生，庇古顯示了在人類知識方面罕見的才能。在他24歲的時候，他有兩篇文章獲獎，它們的題目充分顯示了這個年輕學者知識涉獵之廣。其中一篇叫《過去50年中英聯邦農業生產相關價值變化的原因和影響》；另一篇叫《羅勃特·布朗寧，一個神學教師》。在此之前兩年，他已經因爲一篇英文詩獲得金質獎章，他還創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 Great的歌曲（战後他的性情大變，他賣掉了這枚獎章以資助飢餓的佐治亞人。）從劍橋英王學院畢業後，他將時間主要用於演講、出版和致力於關稅改革的爭論，直到晚年，他對這個問題一直保持着濃厚的興趣。
　　他的一個學生將他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外貌描繪爲高而挺拔，着裝怪異，偶爾會在鄉間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學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爲了表示對希特勒的蔑視，在納粹空襲的時候，他一直坐在帆布椅上。庇古因爲着裝而享有很高的聲譽，20世紀50年代，他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裝驕傲地出現在馬歇爾圖書館。
庇古的主要著作： 《工業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財富與福利》（1912）《論失業問題》（1914）《工業波動》（1927）《公共財政研究》（1925，1956）《失業理論》（1933）《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比較》（1937）《靜態經濟學》（1935）《就業與均衡》（1945）《收入理論》（1946）《凱恩斯“通論”的回顧》（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