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期革命

預期革命的影響
　　“理性預期” 被稱爲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20世紀經濟學發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爲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已被廣泛採用，甚至被它的論敵使用，並且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爲“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幹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爲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一起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战。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托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並將市場壟斷視爲“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便風靡半個世紀；到70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爲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裏，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 “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難分勝負，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20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