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商銀行

發展簡史
　　通商銀行創立時，招商股500萬兩，先收半數250萬兩，並商借度支部庫銀100萬兩，

pic-info">中國通商銀行

議分5年攤還，至光緒二十八年如約還清，純留商股。股份中，盛宣懷任督辦的招商局和電報局分別投資80萬兩和20萬兩，佔實收資本的2/5；盛宣懷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大官僚如李鴻章等的投資達70余萬兩；北洋大臣王文韶投資5萬兩；通商總董中張振勳和嚴信厚投資10萬兩和5萬兩。以上幾筆已達200萬兩，約佔當時實收資本的80%。其余真正屬於各地純粹商人投資的股份爲數極少。此時，中國無銀行法令及成規可援，故一切組織管理及營業規則，皆參照外商銀行成例辦理。設總董張振勳、劉學詢、葉成忠、楊文駿、楊廷杲、施則敬、嚴信厚、朱佩珍、嚴瀅等9人，以嚴瀅爲駐行辦事總董。由盛宣懷督同各總董議訂章程22條，奏明權歸總董，利歸股商，用人辦事，以匯豐爲準，商款商辦，官但保護，而不管事。並借重外才，徵用客卿，聘任英人美德倫爲洋大班，滬上錢業領袖陳笙郊爲華大班，藉以融通中外金融。成立之初
　　通商銀行成立之初，國家即授予發行銀元、銀兩兩種鈔票的特權，以爲民用，使爲整理幣制之樞紐，至此國中始見本國紙幣與外商銀行之紙幣分庭抗禮，金融大權，不復爲外商銀行所把持。除發鈔外，該行並代收庫銀，全國各大行省，均先後設立分行，重要者計有北京、天津、保定、煙臺、漢口、重慶、長沙、廣州、汕頭、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鎮江、揚州、蘇州、寧波等處，業務極一時之盛。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京行首遭焚毀，天津分行亦隨之收束，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只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臺一個支行了。民國初
　　民國肇興，該行成爲純粹的商業銀行。時華大班陳笙郊、謝綸輝兩人已相繼去世，謝綸輝去世後由其子謝光甫接任經理，傅宗耀是在架空謝光甫後才成爲經理。傅宗耀（筱庵）繼任其職；惟洋員的權限，自民國元年（1912年）以後的10年中，已逐漸收回，終予退職。傅掌權後，改稱總經理，積極投靠北洋軍閥，以大量資金支持北洋政府。民國16年3月，北伐軍到達上海，傅筱庵被通緝，逃往大連。後經虞洽卿等人的疏通，國民政府撤銷對他的通緝，回到上海，仍任通商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傅筱庵從大連回來後，通過財政部次長徐堪的關系，獲得加發新鈔的權利。民國23年發行額達到2900多萬元，而現金準備加上保證準備不過900多萬元，嚴重不足。次年夏，上海發生擠兌風潮，金融緊迫，該行準備空虛，應付爲難，傅筱庵乞求徐堪幫助，結果正好落入圈套，國民政府當局隨即授意杜月笙出面維持，同意由中央、中國、交通3家銀行各撥款100萬元解決通商危機。當中央銀行100萬元款項撥到後，一場風潮終於平息。6月7日上午通商銀行召开董事會，互推杜月笙爲董事長，傅筱庵改任常務董事。是年冬，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所有發行事宜，即遵令移交中央銀行辦理。民國25年春，該行正式改組爲“官商合辦”銀行，資本額增爲400萬元，原有私股350萬元按15%折合成52.5萬元，另由國民政府以復興公債抵充，加入官股347.5萬元。此後，中國通商銀行即爲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控制，與四明商業儲蓄銀行、中國實業銀行、中國國貨銀行合稱爲“小四行”。抗战時期
　　抗日战爭爆發以後，該行爲應付非常起見，特設上海分行，將原有總行機構自上海外灘遷至前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辦公，以謀相機內遷。原有東南各行處業務，均遭停頓，先後撤退來滬，成立撤退聯合辦事處。民國27年4月與四明、中匯兩銀行在香港設立聯合通訊處，把一部分資金轉移到香港。民國30年9月，杜月笙派駱清華到重慶籌設分行。民國32年6月改渝行爲總行，並先後在蘭州、西安、洛陽、寶雞、成都、自流井、衡陽、桂林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業務重心轉移到大後方。與此同時，通商銀行在上海的機構和業務，在太平洋战爭爆發後不久，即由汪僞政府接管，另派張文煥爲董事長、李思浩爲董事，受僞中央儲備銀行的控制。抗战勝利後
　　抗日战爭勝利後，杜月笙、駱清華趕回上海，積極籌劃收復區各行處的接收清理事宜，同時將上海分行及所屬滬區各支行先予復業。民國35年春總行由重慶遷回上海，並次第恢復了京、甬、杭、錫等分支行。但是，在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战，經濟瀕臨崩潰之際，銀行正常業務難以开展，而杜月笙、駱清華等更想方設法抽逃資金。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通商銀行除一些房地產以外，只剩下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