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
劉易斯模式
劉易斯模式可以概述如下:
工業部門在生產中獲得的
利潤假定全部用於
投資,形成新的
資本積累。
資本積累的增加使每個工人的裝備水平提高了,從而使
勞動生產率相應提高。於是,
資本家將僱傭更多的勞動力來擴大生產規模,勞動力
需求的增加引起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部門流動。但是,由於農村中存在着大量的非生產性的剩余勞動,因此,雖然勞動力的
需求增加了,但
工業部門的
工資水平仍然不會提高。結果,生產擴張給
資本家帶來更大的
利潤。受
利潤引誘,
資本家將繼續增僱工人來擴大生產規模。城市
工業部門對勞動
需求的增加進一步引誘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由於農村中剩余勞動規模巨大,勞動
供給是無限的,
工業工資水平仍將保持不變。結果
資本家
利潤就更大了。這些
利潤又轉化爲
投資,使
資本積累繼續增加,
勞動生產率繼續提高,
資本家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增僱工人,農村人口繼續向城市轉移。這個過程一直要進行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被
工業部門吸收完爲止。在這種情況下,
工業部門的勞動
供給就不是無限豐富了,而是像
資本一樣變爲相對稀缺了。農業部門像
工業部門一樣現代化了,二元
經濟也就變爲一元
經濟,
發展中國家從此就進入了
工業化。
理論
劉易斯模式
按照劉易斯的定義“過剩勞動力”是勞動力的一部分,把這部分除掉後,即使其他投入要素並不增加,而
產出總量並不減少甚至還略有增加。這部分勞動力,形式上
就業,實際上對生產並未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極其微小的作用。由於農業部門存在着過剩勞動力,而農業部門自身已不會再生出對這部分過剩勞動力的生產性使用,這樣,使之向
工業部門轉移,對兩個部門均有益,因爲這一轉移不僅有利於提高農業
勞動生產率,而且使
工業部門也得到了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要使農業勞動力向
工業部門的轉移得以實現,必須使
工業部門具備吸收這部分從農業部門中遊離出來的過剩勞動力的必要條件,即新興
工業部門在早期是勞動密集的,有能力吸收過剩勞動力;
工業部門的
工資水平和農業部門的人均
收入水平的差額,正好足以支付較高的城市生活
費用,並提供最低限度的誘因;通過教育和
技術培訓,使過剩勞動力轉變爲
熟練勞動力;在
工業部門,只有在達到
邊際產品與
工資相等這一特定點時,勞動力才會被僱傭。過剩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
工業部門移動,其結果:勞動總
產品在勞動力和
資本家之間
分配,分爲對勞動的
工資支付與
資本家的
利潤兩部分。
資本主義部門的增長及其對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的吸收率,均取決於
資本主義
利潤的使用。由於勞動力的無限
供給能按一種不變的
工資率從傳統的農業部門吸引出來,就會使現代
制造業部門獲得高額
利潤。當這些
利潤被再
投資時,將促成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如果農業仍然存在着過剩勞動力,則農業中僅足糊口的
工資水平仍會保持不變,而
工業的勞動
市場由於有過剩勞動力的源源
供給,
工資水平將不會提高。
資本家如果再把
利潤轉爲
資本,這一過程將循環進行,過剩勞動力最終被全部吸收。
上述農業過剩勞動力的吸收轉換過程將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當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被吸收進工業部門時,農業部門的工資將开始上升,使貿易條件轉向對農業有利,並導致工業部門的工資隨之上升。資本積累的速度與規模,已突破了經濟發展在最初階段所遇到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限制。當全部過剩勞動力被吸收時,工業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彈性已消失殆盡,因爲農業部門已全部商業化,農業部門的生產者也加入了對勞動力的競爭。在此過程中,工業部門的利潤部分不斷增長,以確保過剩勞動力不斷得到利用,並最終全部被吸收。實際工資也將隨着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不斷提高,從而經濟進入一個自我持續增長的新階段。
意義
劉易斯模式
總的看,該模式突出論證了
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城市
工業部門和鄉村農業部門結構上和
經濟上的差異;一是把兩個部門連結起來的勞動力轉移過程的重要作用。發展
經濟學關於人口流動理論的模式之一,劉易斯是第一個提出人口流動模式的
經濟學家,他認爲,
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着二元
經濟結構即
國民經濟含有兩種不同性質不同結構的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的、
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非
資本主義部門,以農業部門或農村部門爲代表;另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法進行生產的、
勞動生產率和
工資水平相對高的
資本主義部門 ,以
工業部門和城市部門爲代表。
經濟發展依賴現代
工業部門擴張,而農業部門爲
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勞動力
資源和
資本積累。
因此,這一模式也稱爲二元部門模式(dual-sector model)。無限剩余勞動供給是劉易斯模式的前提條件,無限剩余勞動供給是指現代工業部門在現行的一個工資水平上能夠得到所需的任何數量的勞動供給,也就是說,在現行的工資水平上,現代工業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是具有完全彈性的。
應用
劉易斯模式
中國東部沿海一些省市,出現了以“民工荒”爲表現形式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這一現象現已從沿海地區蔓延到中部地區甚至勞動力輸出省份,幷且推動了普通勞動力
工資的上漲。比如,在
中國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2004年前的10多年中,農民工的
工資增長祗有60元,但到2005年一年就增長100多元,近兩年的
工資水平繼續在提高。與此同時,城市
失業率攀升和
勞動參與率下降的
趨勢也得到遏止。這些都是勞動力
市場變化的徵兆。種種信息表明,中國勞動力的
供給結構,特別是初等勞動力已經從
供過於求轉爲
供求平衡,局部地區已經出現
供不應求,劉易斯模式已初見端倪。
劉易斯模式的到來也使得以往依賴勞動力數量和價格優勢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遇到極大的挑战。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無論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還是企業的產業組織選擇和技術選擇,或者整體經濟的產業結構形成,都是在這種結構特徵下進行的。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逐漸消失,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人們以往幷不熟悉的發展環境。因此,企業特別是政府如何應對劉易斯模式的挑战,某種程度而言將決定着中國經濟的未來。
對企業來講,是單純依靠增加勞動還是依靠投資,或者轉到以提高生產率爲主要經濟增長動力,主要取決於生產要素的價格。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時候,企業自然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資金供給充裕的時候,企業會盡可能地獲得投資;但這些資源都變得相對稀缺的時候,企業就會選擇提高生產率。然而,企業能否得到這些正確的市場信號,就得看市場自身的完善程度。祗有通過競爭,才能真實地反映市場生產要素的價值。中國應主動尋求發展模式的超越,從現在依靠廉價勞動力、壓低生產要素、資源價格增長的模式,轉到更多依靠科技創新、知識產權保護、提高勞動生產率去追求更富質量的增長。
缺點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費景漢(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認爲: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式有兩個缺點:第一,不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視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剩余產品是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