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

《國富論》內容提要
　　亞當·斯密於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1773年時認爲《國富論》已基本完成，但亞當·斯密多花三年時間潤飾此書，初版於1776年3月,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
　　《國富論》共分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爲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
第1卷，共11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形成以及改善勞動力生產能力的原因，分析國民財富分配的原則；第2卷，共5章，主要內容是討論資本的性質、積累方式，分析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取決於工作的性質；第3卷，共4章，主要內容是介紹造成當時比較普遍的重視城市工商業，輕視農業的政策的原因；第4卷，共9章，主要內容是列舉和分析不同國家在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濟理論；第5卷，共3章，主要內容是分析國家收入的使用方式，是爲全民還是只爲少數人服務，如果爲全民服務有多少種开支項目，各有什么優缺點；爲什么當代政府都有赤字和國債，這些赤字和國債對真實財富的影響等。
　　書中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被譽爲"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
　　此書出版後引起大衆廣泛的討論，影響所及除了英國本地，連歐洲大陸和美洲也爲之瘋狂。
　　《國富論》的首次出版標志着經濟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誕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18世紀結束以前，《國富論》就已出了九個英文版本。人們以"一鳴驚人"來形容《國富論》的出版，並一致公認亞當·斯密是一門新學科--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亞當·斯密因此而聲名顯赫，被譽爲"知識淵博的蘇格蘭才子"。據說當時英國政府的許多要人都以當"斯密的弟子"爲榮。國會進行辯論或討論法律草案時，議員們常常徵引《國富論》的文句，而且一經引證，反對者大多不再反駁。《國富論》發表之後，被譯爲多國文字，傳到國外，一些國家制定政策時都將《國富論》的基本觀點作爲依據。這本書不僅流傳於學術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爲不少國家社交場合的熱門話題。
　　《國富論》一書技巧高超，文筆清晰，擁有廣泛的讀者。亞當斯密反對政府幹涉商業和商業事務、贊成低關稅和自由貿易的觀點在整個十九世紀對政府政策都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他對這些政策的影響今天人們仍能感覺出來。
　　該書的偉大成就之一是摒棄了許多過去的錯誤概念。亞當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亞當斯密(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着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通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無形的手牽着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战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着牛羊羣的出現，產生了比較復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爲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爲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爲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爲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爲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爲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爲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
國富論摘錄
　　第一章　論分工
　　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其原因有三：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
　　第二章　論分工的原由
　　引出上述許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盡管人類智慧預見到分工會產生普遍富裕並想利用它來實現普遍富裕。它是不以這廣大效用爲目標的一種人類傾向所緩慢而逐漸造成的結果，這種傾向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這種傾向，爲人類所共有，亦爲人類所特有，在其他各種動物中是找不到的。
　　第三章　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
　　分工起因於交換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總要受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換言之，要受市場廣狹的限制。市場要是過小，那就不能鼓勵人們終生專務一業。因爲在這種狀態下，他們不能用自己消費不了的自己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隨意換得自己需要的別人勞動生產物的剩余部分。
　　第四章　論貨幣的起源及其效用
　　價值一詞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佔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买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金鋼鑽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
　　第五章　論商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或其勞動價格與貨幣價格
　　各人所需要的物品，僅有極小部分仰給於自己勞動，最大部分卻須仰給於他人勞動。所以，他是貧是富，要看他能夠支配多少勞動，換言之，要看他能夠購买多少勞動。一個人佔有某貨物，但不愿自己消費，而愿用以交換他物，對他說來，這貨物的價值，等於使他能購买或能支配的勞動量。因此，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
　　……在物物交換已經停止，貨幣已成爲商業上一般媒介的時候，商品就多與貨幣交換，少與別種商品交換。……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金銀的價值時有變動，時有高低，其購买也時有難易。
　　……本身數量會不斷變動的尺度，如人足一步、人手一握或兩臂合抱，決不是測定他物數量的正確尺度；同樣，自身價值會不斷變動的商品，也決不是計量他種商品價值的準確尺度。
　　但是，勞動卻當別論。等量勞動，無論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地方，對於勞動者都可以說有同等的價值。如果勞動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練與技巧程度，那末在勞動時，就必然犧牲等量的安樂、自由與幸福。
　　所以，只有本身價值絕不變動的勞動，才是隨時隨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後和真實標準。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只有用勞動作標準，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銀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就一年一年來說，我們不能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谷物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但無論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或就一年一年來說，我們都可極其準確地用一種物品所能換得的勞動量，來估定這物品的真實價值。就一世紀一世紀來說，谷物比銀更適合於作爲尺度，因爲在這場合，等量谷物比等量白銀更有支配等量勞動的可能。反之，就一年一年來說，以銀爲尺度又勝於谷物，因爲在這場合，等量的銀比等量谷物更有支配等量勞動的可能。
　　按照主觀價值論，任何價值都是相對的。正如力學中選擇參照系一樣，我們也可以選擇任意一種商品作爲價值標準，而無需考慮它本身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密的前提外部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