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基本資料
　　姓名：汪丁丁

pic-info">汪丁丁

性別：男
　　生卒：1953年5月
　　籍貫：中國北京
　　祖籍：浙江省淳安
　　職稱：教授
　　專業：數理經濟學 、制度分析基礎
　　畢業院校： 美國夏威夷大學，中國科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個人概述
　　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做過農工、機工、煉鋼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1990年獲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執教於香港大學、德國杜依斯堡大學。1997年以後，在北大講授“數理經濟學”與“制度分析基礎”。著名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倡導“個體生命的自由”。職業生涯
　　1953年5月生於沈陽，祖籍：浙江淳安；
　　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曾做農活、機械修理、煉鋼澆鑄等工作；
　　1974年調回北京某電子研究所做工人，其間曾發明“抗跳鍵積分電路”；
　　1981年獲首都師範大學（原北京師範學院）數學系理學學士學位；
　　1984年獲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數學與系統科學”理學碩士學位；

pic-info">汪丁丁作品

1985年赴美國東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訪問研究，
　　1986年轉入夏威夷大學經濟系博士班；
　　1990年獲美國夏威夷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同年轉任（1990一1993年度）美國東西方文化中心“東亞經濟發展，文化與制度變遷”項目研究員；
　　1991年任教於香港大學經濟系；研究領域包括：制度經濟學，博弈論基礎，微觀經濟理論，資本理論，資源經濟學，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
　　1996年赴德國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學任客座研究員。
　　1997年3月返回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
　　現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東北財經大學行爲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財經》學術顧問。
　　教學及閱讀領域：經濟學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礎、行爲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與社會選擇理論、演化社會理論——演化認識論與演化道德哲學。
　　在公共領域內所持的矛盾態度：批判主流，關注思想，拒絕媒體。再談腳踏實地的自由
　　假如一個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強烈的新聞效應，假如個人選擇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應，那么，我們就應當詢問，這樣一個“市場社會”，它的心理基礎是否足夠扎實？是否能夠延續？是否不可能成爲社會博弈的新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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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幹年以前，我們論辯：自由不是飄浮在天上的理念，自由是一種真實生活，故而只在生活中才有所落實，這叫做“腳踏實地的自由”。大約三十多年前，哈耶克曾經感嘆：自由若不能成爲全體人民奉持的一種生活態度，那么對任何個人而言，例如對蘇格拉底而言，就都不會有自由。
　　一段關於腳踏實地的自由的亞裏士多德式的經濟學敘說，首先詢問的是：在何種“不自由”狀態中，我們將在何種程度上失去一切關於“幸福”的感覺？哈耶克的回答是，根據我的理解，自由並不一定意味着快樂，甚至不意味着幸福，因爲自由人的生活需要承受痛苦——例如，承受失業、競爭、爲金錢而謀生的痛苦。因此，對經濟學家來說，腳踏實地的自由首先是一種權衡：在不同種類的痛苦生活之間，選擇較好的那種生活。
　　經濟學，像其他學科一樣，有大道理，還有許多小道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穩態”社會裏，你最需要知道的，是那許多小道理，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知道亞裏士多德在經濟學創立之初，在《政治學》和《倫理學》裏面提出來的那些大道理。
　　如果你生活在一個迅速變革的社會裏，例如中國社會，那么你最需要知道的，很可能首先是大道理，而不是那些對你而言顯得格外瑣碎的小道理。可惜，現在流行的經濟學是學生們從他們的西方老師那裏帶回來的，於是它被表述爲一大堆西方老師們關心和仔細研究過的小道理。讀到這樣經濟學，我們就難免產生“不合用”的感覺。故而，亞裏士多德的經濟學更加親切，是更切近我們關於人生選擇的經濟學。
　　所以，在各種痛苦的生活方式中，我們可以選擇那些比較不痛苦的，把它們稱爲“幸福”。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如何選擇：
　　（1）懂得你自己的偏好，或者，效用函數。
　　（2）熟悉你周圍的世界，或者，可選擇的行動方案的集合。或者，在亞裏士多德看來，就是參與城邦政治。因爲人的最高自由是通過政治行動來落實的。例如，你的各項權利，是通過你和鄰居們達成了某種政治協議，才得到後者的尊重和維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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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可選擇的行動方案的集合之內權衡，找到那些最符合你的偏好的行動方案並加以落實。
　　上列人生選擇處方，能在多大範圍內適用呢？經濟學家說，在產權界定清晰的範圍內，都適用。所以，人生選擇的關鍵，在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事前看清楚選擇方案的集合的邊界。越是在轉型期內，個人選擇的社會環境(包括個人的諸項權利)就越是不能確定。因爲，如上述，社會對每一個人的權利的尊重與保護，是政治行動的結果。轉型社會的諸種不確定性當中，最顯著的是政治不確定性。
　　這樣，經濟學裏面的“大道理”告訴我們，人生的可選擇性，依賴於政治行動。這裏，政治是廣義的，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羣體行爲——社會選擇理論是研究這類行爲的新政治經濟學工具之一。
　　社會選擇理論也有它自己的大道理和許多小道理。其中，最值得我們認真對待的大道理之一，可以翻譯爲這樣的看法：一羣人，如果他們的偏好太接近，差異太小，那么他們的政治行動將如同??分理性，十分有效率，卻往往是不自由的——因爲少數人表現出來的獨特偏好會被忽視甚至遭到壓抑。柏拉圖對此感悟甚深，因爲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就是被這樣過於統一的大衆偏好給投票表決處死了。這篇文章开篇引述的哈耶克的感嘆，也是就蘇格拉底之死而發的。
　　個人的自由，於是首先依賴於他周圍是否有更多的個人愿意選擇更自由的人生。楊振寧博士的私人生活，不論它在某些方面顯得多么不符合生活的“慣例”，畢竟，它是大衆政治行動的後果之一——我們不是通過政治行動選擇了市場導向的社會變革嗎？我們不是至今仍然不愿意放棄市場社會給每一個人帶來的比較幸福的人生嗎？那么，爲了不那么自相矛盾，我們爲什么不能容忍我們當中的一個人在他自己的可選擇集合內獨立選擇呢？
　　另一方面，楊振寧博士和翁帆女士也一定會理解：在這樣一個市場導向的社會裏，畢竟，輿論也有它自己的偏好，會在它的可選擇集合內作出獨立選擇。它若給我們任何一個人帶來了痛苦，我們只能把這種痛苦看做自由生活的代價之一。
　　然而，這裏報道的輿論傾向十分值得警惕。假如一個人的婚姻具有如此強烈的新聞效應，假如個人選擇具有如此巨大的外部效應，那么，我們就應當詢問，這樣一個“市場社會”，它的心理基礎是否足夠扎實？是否能夠延續？是否不可能成爲社會博弈新的均衡？例如，推而廣之，我們是否將派一名警察到我們鄰居家裏去搜查“黃碟”、以便讓我們的社會良心不受打攪？我們是否將立法禁止大學生情侶入住任何雙人房間、從而不讓我們習慣了的傳統生活方式貶值？我們是否打算檢查每一個人的日記、以免其中一些離經叛道的念頭在日後毒害青年？
　　自由，一旦要成爲腳踏實地的，就要求每一個人養成與自由生活相適應的道德意識——所謂“自由的精神氣質”。一個不能養成這種精神氣質的民族，恐怕永遠難以擁有自由。文章
　　最嚴重的威脅
　　社會科學定量分析方法基礎探討
　　演化社會理論引言
　　哈耶克《感覺的秩序》導讀
　　爲經濟學劃界——以及由此而生的問題
　　公共選擇理論研究（專題討論）——社會選擇、公共選擇與新政治經濟學
　　一個嵌入社會網絡的市場經濟：義烏案例
　　人格與理性選擇
　　正義與效率的衝突：法經濟學的核心議題
　　效率與正義：一場經濟學與法學的對話
　　生產函數的知識理論
　　生命，激情，理性——評蘭德《源泉》
　　中國社會的醫療服務向何處去
　　人類合作秩序的起源與演化
　　社會正義
　　理性的危機——關於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對話
　　跨學科的範式
　　數學和社會科學方法的關系
　　從我們的精神狀況談起
　　中國的新政治經濟學的可能依據——行爲和意義的綜合視角
　　理性與道德——關於經濟學研究邊界和廣義效用的討論（一）
　　社會交往中的效率與道德——合作與信譽在人類起源中的意義
　　歷史視角的經濟學：是否必要？如何可能？——汪丁丁、羅衛東、葉航三人對談錄
　　學術與人生——汪丁丁教授訪談
　　新政治經濟學的可能依據：行爲和意義的綜合視角——汪丁丁、羅衛東、葉航三人對談錄
　　理性與情感——關於經濟學研究邊界和廣義效用的討論（三）
　　社會科學及制度經濟學概論
　　信譽：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意義
　　偏好、效用與經濟學基礎範式的創新——汪丁丁、羅衛東、葉航三人對談錄
　　凸性與均衡穩定性關於文化創造
　　在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對生存困境更敏感的往往是女性。我們的許多感受，也許我們絕大部分的感受，是不可表達的，除非感受者對語言有極細致的把握。不論如何，這是一個關於文化創造的問題。
　　一位尚活着的女性哲學家，艾格尼絲·海勒，她是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以一位已去世的女性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命名的講座席位的教授。她曾詳細闡述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感受到的“雙重歷史性”——首先是我們所處社會的歷史性，其次是我們自己投生過程的歷史性。這裏，歷史性意味着偶然性。因爲，歷史首先表現爲一連串的偶然，其次，假如你相信“必然”，你或許愿意探究“歷史規律”——它們無非是一些偶然事件之間的統計的或經驗的聯系。
　　在上述的雙重歷史性的作用下，我們每一個人展开自己的生活及其困境。爲什么會有困境？因爲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投生路徑，同時，我們的社會無法選擇自己的演化路徑。這樣就難以避免地導致投生了的個人與他所處的社會之間的種種不協調，並且可以越演越烈。
　　不協調的生活，激發我們每一個人想要擺脫或改造我們的生活的欲望。自由移民，這是最終的解決方案，不過它只適用於“世界公民”的時代。舍此，還有兩條路线。其一稱爲“社會規範的內置過程”，也被稱爲“文明化過程”（埃利亞斯）或“文明對個體的規訓”（福柯），在中國傳統裏，這一過程稱爲“教化”。隨着教化過程，我們最不能協調的那些外在規範逐漸內置到我們的意識和意志之內，久了，成爲習慣，不如此居然不舒服，所以，不再有“困境”。但遠非每一個人都可經由內置過程擺脫自己的生存困境的。雙重的歷史偶然，可能造就一些特別難以擺脫的生存困境，讓那些深陷其中且不能被規訓的個體，要么瘋狂，要么創造——即尋求關於生活的新的解釋，也就是爲不能協調的生活賦予傳統之外的意義。後者，海勒定義爲“文化的創造”。
　　說實話，中國當代社會的“小資”，比1930年代他們的前輩差得太遠，雖然就思想的深刻性及豐富性而言，小資產階級遠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優越。一般而言，中國當代社會的幾乎每一樣東西，從生活到政治再到文化，都只是中國人剛剛感受到“皇帝不在了”的自由時的同類東西的更拙劣的仿制品。當然，有皇帝的時代也是每況愈下的，所謂“經學時代”不如“子學時代”，而“諸子之學”不如“三代之教”。總之，普遍地無出路的感覺，普遍的末世感，佛家謂之“末法時代”。懷舊或鄉愁，我推測，是“小資”情調的本質，足以催生特定社會之內一位傑出的本雅明（無家可歸）或海明威（對人類無家可歸狀態的激烈而無效果的抗爭）。
　　所以，“文化創造”，或我們創造文化，是爲了不發瘋同時不被馴化爲羣體的一個平均數。這樣解釋文化及其創造，我認爲很好，很令人感動——出自一位女性思想者的足令男人感動的文化解釋。不過，我對李多鈺女士將這本三十年紀念文選定名爲“小資之死”，持異議。因爲，請讀者寬恕我再次引述馬克思關於黑格爾的一個歷史觀點的見解：歷史或可重復，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我們周圍的小資鬧劇，如前述，早已死亡。準確地說，它死於1937年，死於救亡的號角。被認爲導致了“文化革命”的那篇著名的“講話”，只不過是毛澤東爲“小資”的死亡而作的悼詞。
　　接着，我需要探討，爲什么這場鬧劇在1980年代上演並延續至1990年代，或許還要延續至2010年代？誠如李多鈺女士在這裏指出的那樣，在三十年時間裏，市場經濟逐漸吞沒了整個社會，致使消費主義盛行。電視和明星，歷史和領袖，兇殺案和道德經，一切都只是被大衆消費着的“物”，僅此而已。
　　另一方面，我們每一個人或多或少早已被卷入的這場追逐財富的人生遊戲或社會博弈，只能產生佔人口比例極小的一些“優勝者”——他們被大衆消費並由此塑造了大衆消費。其余的人，不能接受被淘汰的結局，於是創造他們自己的文化——爲他們自己的生活賦予意義，非主流的或反主流的意義。
　　記住，他們僅僅由於未被大衆消費而反抗。這樣的反抗，足夠荒謬。當小資在歷史舞臺上第一次演出時，爲的是不再作爲“物”活着（娜拉的出走）。現在，它卻要爲成爲“物”而演出，故而，成爲鬧劇的主角。
　　另一方面，它仍是悲劇性的。因爲，它不能選擇它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當社會由於特定歷史而演變爲“市場社會”時，沒有什么人有能力阻止這一過程。至少，我們已經失去了阻止它發生的機會。剩下的，是常見的那種復雜而溫暖的懷舊感。
　　這裏出現了希臘悲劇的特質，英雄人物對無法避免的命運的抗爭。只不過，小資們的抗爭，可以表達爲“鄉愁”，也可以表達爲“批判”。在多大程度上這些表達不是宿命的，就在多大程度上成爲悲劇性的。
　　我推測，那些保持了足夠強烈的悲劇性格的小資，可能在未來的文化創造中升華爲“文化英雄”。此處我要指出，文化創造是個人生存過程的雙重偶然序列的產物，它主要是個人的事情，與國家和民族的尺寸幾乎無關。在我們這個時代，通過創造新的意義，說服大衆，爲擺脫“物”的命運另尋出路，這樣的人，可定義爲“文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