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爲經濟學
行爲經濟學的概述
行爲經濟學是作爲實用的經濟學，它將行爲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以發現現今經濟學模型中的錯誤或遺漏，進而修正主流經濟學關於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設的不足。
狹義而言，行爲經濟學是心理學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產物。廣義而言，行爲經濟學把五類要素引入經濟分析框架：（1）“認知不協調－C-D gap”；（2）“身份－社會地位”；（3）“人格－情緒定勢”；（4）“個性－偏好演化”；（5）情境理性與局部知識。
傳統的西方經濟學建立在“理性人”假設的基礎上。“經紀人既會計算、有創造性並能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是進行一切經濟分析的基礎”（卡爾·布魯內），傳統西方經濟學由此展开其對於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規律的研究，可見理性人假設是傳統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石。
而上個世紀80年代以後，由於傳統經濟學說在一些理論推演過程中始終陷入“瓶頸”以及在解釋及指導現實經濟生活時表現得欲振乏力，以理查德·泰勒爲首的一批經濟學家开始對作爲傳統理論對理論的立論根本的“理性人”假設提出置疑。他們嘗試將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引入到經濟學研究中來，提出了將非理性的經濟主體作爲微觀研究的對象，從而开創了對微觀經濟主體非理性規律進行研究的先河，行爲經濟學由此誕生。隨後大批學者對這一嶄新的領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與信心並積極投身於其研究中。一般認爲行爲經濟學正式創立於1994年，已故著名心理學家阿莫斯·特維爾斯基(Amos Tversky) ，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裏查德·薩勒(Richard H. Thaler) ，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 ，美籍華人奚愷元教授等是這一學科的开創性代表。以行爲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和維農·史密斯(V. Smith)因在行爲經濟理論和實驗經濟學方面的傑出研究而獲得2002 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爲標志，行爲經濟學有力地展現了其存在價值、學術地位以及廣闊的研究前景。
西方行爲經濟學的興起
半個世紀以來，主流經濟學一直將其理論建立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基礎之上．即人們的行爲準則是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筏利益。用卡爾·布魯內的話來說， “經濟人即會計算、有創造性井能獲取最大利益的人是進行一切經濟分析的基礎”。以後主流經濟學將所有行爲視爲理性，即認爲所有非理性的行爲皆不存在 傳統主流經濟學經濟人的概念只是根據經濟人的經濟環境和條件提出來，而沒有根據現實人的特點分析人的行爲和動機，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的抽象經濟人在面對現實的經濟現象(與非經濟因素相結合的經濟現象)時解釋不充分。
80年代以後，以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爲首的經濟學家，從進化心理學獲得啓示．認爲大多數人既非完全理性，也不是凡事皆從自私自利的角度出發。以此爲理論基礎，專門研究人類非理性行爲的行爲經濟學便應運而生。行爲經濟學形成於1994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戴維·萊布森(David Laibson)，從心理學和行爲角度探討了人類的意志和金錢，把經濟運作規律和心理分析有機組合，研究市場上人性行爲的復雜性。現在,經濟學正式承認．人也有生性活潑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引導的成分。從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馬歇爾到凱恩斯，幾乎所有偉大的經濟學家都將復雜的心理學納入到自己的思維之中。
第一是基於對精神心理因素的研究。現代經濟學向心理學靠攏,同現代經濟中的精神心理因素有關，與現代經濟的日益“非物質化”、“轉性化”有關。例如商品品牌的作用日益顯著，商品的個性化意味着商品內含的精神文化因素越來越大,人的價值取向日益決定着商品的銷售，如綠色產品的時興。從整個經濟結構來說，信息化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社會軟件的比重越來越大。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已進入社會網絡化時代。美國股市中的納斯達克板塊超乎常規的大起大落，也反映出了人們的心理預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金流向。行爲經濟學的興起正是這一背景在經濟學領域的一種反映。
第二，行爲經濟學拓寬了正統經濟學的領域。經濟學家一向認爲人是理性的動物，即人總是傾向於追求最大收益或承擔最小成本。但人類行爲固然有其理性一面，也有其非理性的一面。例如，擺闊性消費和金錢競賽。行爲論者認爲人類行爲會以某種系統的方式隔離理性，社會學稱此爲“區隔”或“間隔”。所以，非理性行爲可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
第三，傳統經濟學認爲，經濟學是一門研究財富的學問；而現代經濟學提出，經濟學也是一門研究人的學問。人類社會化的行爲受復雜的社會關系制約，從而導致人的行爲選擇並非都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礎上。因此從純理性研究人的行爲行不通。從經濟主體講，經濟過程最終體現爲人的經濟行爲過程，因而對人的分析離不开用人的心理對其行爲的解釋，正如萊布森所說： “在我們所進行的經濟學交談中，對心理現象的重要性着迷的人們正向全行業闡述自己的觀點。”
行爲經濟學可以幫助解釋爲何繁榮時期經久不衰，而衰敗時期則難以扭轉。他們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爲什么人們的特徵在經濟中扮演着一種巨大的、往往是破壞性的角色。萊布森、穆拉伊特丹是當今經濟學家中冉冉升起的明星，這一代經濟學家正在逐步使行爲經濟學融入到主流理論之中。
行爲經濟學的立論依據
行爲經濟學區別於傳統經濟學的關鍵是其關於“非理性人”的理論前提。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將理性人或稱經濟人定義爲：以完全利己爲目的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即是力圖以自己的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自己的最大經濟利益的人。這種理性人具備了以下三個顯著特點：無限理性，無限意志力和無限自私自利。而行爲經濟學正是基於對以上三個“無限性”的反對提出了自己關於非理性人的新觀點。即：正常生活中（或者說更具備研究價值）的經濟個體應該是非理性的，這樣一個非理性的人：並不具備穩定和連續的偏好以及使這些偏好最大化的無限理性；即使知道效用最大化的最優解也有可能因爲自我控制意志力方面的原因而無法做出相應的最優決策；其經濟決策的過程中包含了相當的非物質動機和非經濟動機權重，“事實上，人們經常愿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去幫助他人”（Sendhil Mullainathan《Behavioral Economics》）。
應該說，關於非理性人的假設是行爲經濟學相對於傳統經濟學來說最具有顛覆性意義的理論突破。理性人的假設條件是整個傳統的微觀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存在於微觀經濟學所有不同的理論之中。非理性人的假設意味着對傳統微觀經濟理論的全面革新（至少是修正）。考慮到行爲經濟學理論自身尚處於一個理論框架構建階段，因此尚缺乏完整的理論框架。但其相對於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已經部分地形成，例如建立在非理性決策基礎上的前景理論便向傳統的期望效用理論發起了有力的挑战。
事實證明，當引入“非理性人”這樣一個假設前提後，經濟研究得以拋开脫離現實、嚴格理想化的假設，並爲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引入奠定了基礎，從而使得經濟理論更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與多元學科互通有無的優勢。
行爲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與理論觀點
理性經濟人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在亞當·斯密那裏，經濟理性表現爲：人們在市場活動中，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得失和盈虧的精密計算。古典經濟學承襲了亞當·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即認爲，經濟人是經濟活動中的一般人的抽象，其本性是追求私利的，是以利己爲原則的，但這樣都可以使社會財富達到最大化。新古典經濟學認爲，經濟理性是與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等同，理性經濟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新古典經濟學是在邊際革命的基礎上產生的，這樣一種工具性假說使數學工具在經濟中廣泛應用成爲可能。
毫無疑問，理性是解釋人類行爲目標的重要因素。問題在於，它是否是唯一的重要手段。例如，炫耀消費、衝動性消費、中國人文化傳統中家族優先的觀念等都不是理性導致的行爲。其原因在於，理性行爲並不是唯一的行爲方式，無意識和非理性是一個被現代心理學家、行爲學者充分證明的現象，如：情緒化行爲、衝動性行爲、從衆行爲等。行爲經濟學嘗試對非理性行爲進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經濟學的界限及視域，在現實人的基礎上發展了主流學派的經濟人概念。行爲經濟學所指的非理性行爲是指理性行爲之外的行爲，這種非理性行爲有時候以經濟學標準而言，有時候是以心理學標準而言——即考慮某一個體行爲和他所處社會環境是否相符；行爲論者認爲，在人類進化的現階段，人們的頭腦中缺乏產生一個運轉良好的市場體系的電路系統。在這個體系中人們應能夠爲了追求自己的愛好而自由地相互交流。行爲論者並沒有拋棄主流理論，而是贊同其注重理性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爲。但是，他們堅持對這一理論加以修正。他們認爲，經濟人也對具有偏見的推理、自我沉溺、自我毀滅的行爲和種種其它人類缺陷和長處做出反應。
1．人類行爲的“三個有限性”觀點
傳統經濟學中，人類行爲的標準經濟模型有三個不現實的特徵：無限理性、無限控制力和無限自私自利。行爲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麻省理工大學的森德希爾·穆拉伊特丹(Sendhil Mullainathan)提出，這三個特徵都有待於進一步修正。
首先， “經濟學假設個人具有穩定和連續的偏好，並用無限理性使這些偏好最大化”，這種假設過於簡單。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遇到的強有力的挑战，最早來自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說。該理論認爲，經濟人最大化行爲的假設，是以完全理性爲條件的，而現實的情況是，由於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人們的理性認識能力畢竟受到心理和生理上思維能力的客觀限制，因而，人的行爲理性是有限的而決非完全理性，人們決策的標準是尋求令人滿意的決策而非最優決策。新古典經濟學爲了保證個人選擇的理性行爲，提出完全性、傳遞性和反身性等“公理 。而現實實踐中，人的選擇行爲並不符合這些公理，而且是經常地違背這些公理 ，發現這一現象最早的學者是保羅·斯諾維克(Paul Slovic)，一些具體的例子包括過度自信、樂觀主義、外推思維以及基於事件發生的顯著性和相似性的概率判斷。
預期理論也解釋了生活中許多現實背離理性選擇的現象(Kahneman and Tversky，1979)，這是-門專門解釋人類行爲在不確定條件下做出選擇的描述性理論。預期是一種心理計算活動，預期本身體現一定的理性。但是對於未來事件，人們不可能像新古典理論假定的那樣計算出一個確定的風險概率；同時，人們對未來的預期也不與現在事件存在任何確定聯系。因而，預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的，它具有主觀偏好性，即預期與特定的條件、特定的個人行爲偏好緊密相聯，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不同的人就會有不同的預期。在某種意義上，經濟過程即人的經濟行爲過程，而預期作爲經濟當事人活動的特徵及前提，無疑支配着他們的現實經濟行爲。這種基於不確定性預期的經濟行爲帶有了非理性色彩，所以它是行爲經濟學理論的極好例子。
其次，理性經濟人假定每個人都具有無限意志力追求效用最大化。在經濟實踐中，人們往往知道何爲最優解，卻因爲自我控制意志力方面的原因無法作出最優選擇。人們往往是基於短期利益而非長期利益作出選擇。
最後，人類是有限的自私自利的。人類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實踐表明，利他主義、社會意識、公正追求的品質和觀念也是廣泛存在的，否則無法解釋當代志愿者、環保運動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許多超額奉獻和獻身精神，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非物質動機”或“非經濟動機”。盡管主流學派也認爲經濟理性主義與利他主義並不矛盾，但經濟學家們強調的重點仍舊是把自利作爲首要動機，利己動機產生利他性結果，只有建立在個人偏好與社會偏好絕對一致，不存在任何外部效應等條件下才能成立。阿羅不可能定理已經表明，不存在與個人偏好完全一致的社會偏好。例如，經濟學中廣泛討論的搭便車問題，其存在有其必然性，因爲我們並不能指望個人無條件地提供公共產品，除非其私人福利會因此而得到提高。然而實際上，存在着許多公共產品由私人提供的例子，例如對飢荒的救濟、私人資助的醫學研究等。所以，用自利原則解釋利他主義的經濟現象．其結論顯然是不具有說服力的，甚至是牽強的。
行爲論者認爲，經濟學中研究的人類行爲並非都是卑鄙的，除了維護自身利益外，人類心理中還有一些位置是留給利他主義、忠誠、公平和回報愿望的。各種實驗結果表明，這些品質很常見，它們很好地解釋了環保運動和自愿者的工作，以及職工在市場所要求付出的勞動之外對自己日常任務的額外的辛勤奉獻
戴維·萊布森(David Laihson)的名望主要建立在他描述的有關人和金錢的一種“反常現象”的基礎之上。花錢過多和攢錢過少是經濟學家很難解釋的美國特徵。主流學派認爲，當人們預期金錢收人但尚未收到它的時候，他們是能夠相當理性地在花多少和儲蓄多少的問題上作出規劃的。在有限的刺激下，人們愿意儲蓄和推遲开支，從而企業可以利用這些儲蓄進行投資，推動整個經濟增長。萊布森認爲，這一推理是有缺陷的。他認爲，盡管人們的愿望是好的，符臺理性選擇的，但是當錢真的到來的時候，人們的意志便崩潰了，錢往往立即被花掉，這一現象被稱爲“誇張貼現”。這是因爲，人們的時間偏好中，短期貼現率往往大於長期貼現率。誇張貼現函數正是抓住這一特徵，認爲人們並不是告乎理性的在-一生中對开支和儲蓄統籌安排，而是從年輕到老年都負債。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盧卡斯也承認儲蓄行爲中的謎多得足以使人們考慮行爲論者的“誇張貼現”觀點。
行爲經濟學對現代金融理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以行爲經濟學爲基礎的行爲金融學從廣泛的社會學視角研究金融市場上的活動，認爲人性行爲中潛藏着復雜性。 迪勃特(De Bondl)和理查德·泰勒的研究表明，股票市場上，投資者並非是完全理性的。在行爲經濟學家眼中，投資者賣出已有利潤但股價仍在上升的股票，死抱已虧損而且股價持續下降的骰票，均爲非理性行爲。
主流學派理論認爲，人們會理性地維護自身利益，因而經濟運行也具有自身的理性。由此，一些經濟學家把經濟學當成同物理學一樣的科學，用實證方式建立模型或數學方程式，試圖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 理性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爲，即一個人們在其中對物價和工資的變化．而不是對情緒或者彼此的行動做出反應的世界，是最容易與這些數學等式相符合的。行爲經濟學在對人們的經濟行爲的研究當中，合理地引人心理學的分析，以解釋人類非理性的行爲。行爲論者提出，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他們的效用不是單純財富的函數，他們也並不總是風險規避。因此，經濟活動也不是那么理性的。側如，股票市場並不是對公司的現實，而是對下列情況做出的反應：投資者的情緒，投資者的從衆行爲和對自己投資技能的過度自信，不愿拋售跌價後的股票並承認損失，及其賭徒心理。因此,股票交易是非理性的。(行爲經濟學)對此的解釋是，人在思維過程中往往走捷徑，實際上繞過了理性分析；人的表象思維、心理定勢、環境影響往往導致了並不理性的錯誤。故在金融經濟學中採用不同於理性行爲模型的其他人類行爲模型，將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其他社會科學行爲研究思路引進到金融學中，從一個新角度來研究金融問題。
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確信股票市場是非理性的。他認爲，人們的信心過高，他們的自尊心牽扯了進去，他們被事後聰明的偏見所愚弄。
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馬修·拉賓(Malthew Rabin)2000年獲得麥克阿瑟天才獎，表彰他在行爲經濟學方面的突出貢獻。他認爲，人們的偏好具有“風險厭惡”的基本特性。在期望效用的理論框架中，對風險厭惡的唯一解釋就是財富的效用函數曲线是凹型的：對於額外財富的需求，人們在富裕時比貧窮時有較低的邊際效用。風險厭惡和收人的邊際效用遞減理論在效用上是一樣的，這是人們心理上的一種直覺：這有助於解釋在大規模的風險下，人們傾向於降低消費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話動。該理論也包舍了賭金很小時，人們所表現的“風險中性”，即他們只根據期望貨幣價值來選擇賭博。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期望效用函數刻畫了個體對待風險的不同偏好。
然而拉賓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期望效用函數理論並不能對賭金很小情況下，人們的風險厭惡行爲作出合理解釋。在期望效用理論中，對於任何的凹型效用函數陸线，很小賭金情況下的風險厭惡，同樣暗示着對大賭金的風險厭惡。而實際上在期望效用理論中，在賭金很小情況下根本不存在風險中性意味着，在大規模的賭金下存在着不切實際的風險厭惡。
行爲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當代行爲經濟學既然着眼於對於非理性人及其行爲的研究，那么，其研究方向便會自然着眼於能夠體現非理性決策在經濟生活中運用的方式、作用的範圍及效果的評析。概括說來，主要集中在這樣兩個方面：1、界定行爲經濟理論有別於傳統一般經濟模型的領域；2、指出行爲因素是怎樣作用並影響經濟環境的。（Sendhil Mullainathan《Behavioral Economics》）。
到目前爲止，大量研究已經證明，行爲因素在金融市場及金融行爲、人們儲蓄決策兩個重要領域對經濟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行爲因素的引入將構成相關經濟理論研究創新的一個重要方向。 此外，在勞動經濟學中的工資理論、經濟立法領域以及公司金融等諸多方面，行爲經濟學的研究也都有涉獵且初見成效。
行爲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注重實驗方法的運用
“通過對實驗方法的運用能夠極有成效地將行爲經濟學與傳統經濟理論區分开來”。（Colin F.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通過有針對性地設定特定的經濟環境與決策條件（如特定的問卷、特殊的調查方式等）並對微觀個體在相應情況下的事實決策結果進行收集與整理，能夠盡可能準確地反映出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特徵及其中的行爲經濟因素，從而顯著區別於傳統的經濟模型構建方法；
這一點，由行爲經濟學界對於自身的定位可見一斑——“……行爲經濟學家是方法論的折中主義者。他們界定自身的標準，不是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而是那些被他們引入經濟學研究中的心理學視角的適用領域。”（Colin F.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因此，雖然如前文所述，行爲經濟學強調在經濟研究過程中的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研究成果的引入，但並不拘泥於相關學科的固有研究方法（如前所述的實驗研究等），而是銳意創新，尋找更適合自己實際需要的研究方式，在結合現代高新技術开展研究方面不遺余力。比如，行爲經濟學家一方面推崇運用現代科學的數理研究方法及計算機高新技術對經濟變量進行嚴謹的統計分析，另一方面又敢於將傳統經濟學中並不重視的數據（如一國人口精確統計、特定環境下實驗者的做答/反應時間等“邊緣化”數據）進行翔實的處理，並大膽地運用於其經濟研究中，從而使得所採用的研究數據真正脫離了傳統經濟理論研究中對理想化環境中或是嚴格假定條件下的數據採納的依賴，從而更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總之，注重將各種非經濟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與理論的引入與綜合，以及根據自身研究領域進行高新科技運用、大膽吸納並創新傳統研究方法，注定了行爲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呈現出極大的創造力與進取性。
行爲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突破經濟人的假設是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要把人的每一種選擇分析清楚，似乎是在研究一張比例與原圖一樣的地圖，根本不可能也沒有必要。經濟理論應該研究人類行爲的共性而非個性．行爲經濟學主要是爲了分析人的實際經濟行爲及其結果一經濟現象另闢蹊徑，爲建立一個邏輯嚴密的理淪經濟學體系提供支撐點。其研究目的，既不是表明它們與傳統經濟學如何對立，也不是想證明傳統經濟學某理論如何錯誤。迄今爲止，經濟學各學派理論觀點都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行爲經濟學能對一定時期內存在的經濟現象作出其獨立的解釋，並能很好地解釋傳統經濟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問題。
行爲經濟學在金融市場和儲蓄方面的應用，但行爲經濟學本身並不局限於這兩個領域，在其它方面的應用領域，行爲經濟學同樣發揮了神奇的效應。例如，在勞動經濟學中，經驗主義論者強調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但事實上存在大量同工不同酬的現象。一個看門人由於其工作的行業中其他工人的工資水平較高，從而使得他的工資水平比其他行業的看門人高得多。又如，企業購並中，管理人員的過度自信常常是導致企業合並和重組的直接原因。行爲經濟學還可能會改變人們在放松管制問題上的普遍共識。放松管制得到了主流經濟學家的大力支持。他們認爲，一個自由的市場制度，放在公衆理性的手中，運行最爲良好。然而，加利福尼亞三次大停電使放 松管制的有效性受到了懷疑。
研究仍在繼續，萊布森正在努力了解作爲一種經濟學現象的“暗示”。 暗示”有助於解釋廣告爲什么會產生作用，它是指引起潛在需求的刺激或是“使得已解除毒癮的癮君子重操舊業的刺激物 。
在萊布森描述具體現象的同時，穆拉伊特丹則尋求人類行爲中所形成的格局，側如投資者如何作出決策。根據其研究成果，他斷定，就像人們把人歸類一樣，他們也把股票分類，武斷地把通用電氣公司的股票歸類爲技術股，而把思科系統公司的股票歸類爲熱門股票。人們根據這種分類進行股票交易，直到事情發生變化，然後重新將其分類。有朝一日，這種廣泛的理解可能會帶來更加有效的貨幣政策。
行爲經濟學的特點
行爲理論是西方人文科學中的一個大分支。在當代世界學術研究中，各種學科的交匯也是一種潮流。通過對西方行爲經濟學的分析來看，行爲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勢在必然，具體來說，它有以下幾個特點：
1．經濟學是關於理性選擇的科學，它是我們認識人們理性選擇行爲的一種方法。盡管人們的有些行爲是非理性的．但這並不能否定人的大多數行爲是理性的。另外，傳統經濟學脫離現實的另一方面是混淆了瓦爾拉斯均衡和博弈均衡：供需均衡是瓦爾拉均衡，而我們生活的現實是不斷處於博奕之中。即使承認人是理性的．世界也未必達到瓦爾拉均衡。市場經濟出現之前有幾千年人類歷史，那時並沒有瓦爾拉均衡，但是是博弈均衡。
2．行爲經濟學一定程度上認可正統經濟學觀點，但行爲學派也關注到人的行爲有非理性的一面。
3．行爲經濟學豐富了正統經濟學分析問題的方式，主要體現在：增加了經濟行爲分析的變量；增加了經濟行爲分析的角度——從行爲到經濟現象的角度。
4．行爲經濟學體現出對經濟行爲的分析更接近現實，表現在關注經濟行爲的產生，既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
行爲經濟學的簡要評析
綜上，行爲經濟學作爲經濟學領域一門嶄新的學科，通過對傳統經濟理論的立論假設的根本性革新，开拓出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與方向，真正實現了經濟學對於“人”的研究。其研究領域與經濟社會的運行和各微觀經濟主體的真實選擇密切相關，注重從實證中搜集研究信息而不再一位拘泥於理論的推導；同時採取嶄新的研究手段，將其它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成果引如到經濟研究中來，實現了多視角對經濟主體決策因素的度量。行爲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使得運用經濟理論成功指導實踐的目標變得真實與可行。雖然作爲一門新興的學科，行爲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尚不完善，也缺乏完整的結構。很多時下的行爲經濟學理論模型都只是在傳統經典模型的基礎上加上一些有關人們行爲決策的假設——這雖然可以“令模型的結果在一些強調充滿活力和規劃的互動的場合中較之那些強調理性的傳統模型更加精確”，卻也往往令模型更難於被人們理解與接受。（Colin F. Camerer，George Loewenste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ast, Present, Future》）
定義
行爲經濟學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不是新學，只不過，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它沉寂了幾十年。
2000－2005期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至少有三位被視爲“行爲經濟學家” ——阿克勞夫、史密斯、謝林，以及至少有一位被視爲是“計量經濟學家”的行爲經濟學家——麥克法頓。
行爲經濟學是作爲實用的經濟學，它將行爲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以發現現今經濟學模型中的錯誤或遺漏，進而修正主流經濟學關於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偏好一致基本假設的不足。
狹義而言，行爲經濟學是心理學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產物。廣義而言，行爲經濟學把五類要素引入經濟分析框架：（1）“認知不協調－C-D gap”；（2）“身份－社會地位”；（3）“人格－情緒定勢”；（4）“個性－偏好演化”；（5）情境理性與局部知識。
（上圖所示，是麥克法頓在2000年諾貝爾演說中對行爲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異同的不完整的一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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