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悖論

三元悖論，也稱三難選擇，它是由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就开放經濟下的政策選擇問題所提出的，其含義是：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匯率的穩定性，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不能同時實現，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兩個目標，而放棄另外一個目標。根據蒙代爾的三元悖論，一國的經濟目標有三種：：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這三者，一國只能三選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得到實現，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後，“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但“匯率穩定”不復存在。“永恆的三角形”的妙處，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的方法。

米德三元悖論理論最早可以溯源至英國經濟學家米德（1953），他分析了开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目標和外部均衡目標發生衝突，即“米德衝突”。其中，在保證包括貨幣政策在內的支出增減政策有效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是不能共存的，這與後來提出的“三元悖論”理論之間有着理論傳承關系。

蒙代爾(1963)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爲後來“三元悖論”理論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礎。亞洲金融危機後，克魯格曼(1998)在《亞洲發生了什么》一文中闡述了資本流動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是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並首次明確提出了“三元悖論”的原則。後來，克魯格曼又在其著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對這一原則進行了論述，使得該原則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2]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首先對固定匯率制提出異議的是米爾頓·弗裏德曼(mihonfriedman)。他在1950年發表的《浮動匯率論》一文中指出，固定匯率制會傳遞通貨膨脹，引發金融危機，只有實行浮動匯率制才有助於國際收支平衡的調節。接着，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在1951年寫成的《國際經濟政策理論》第一卷《國際收支》一書中也提出，固定匯率制度與資本自由流動是矛盾的。他認爲，實行固定匯率制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控制資本尤其是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該理論被稱爲米德“二元衝突”或“米德難題”。^[1]

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紀50年代國際經濟情況以後，提出了支持固定匯率制度的觀點。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 Flemins）提出的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對开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爲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爲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爲“永恆的三角形”（The Eternal Triangle），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

根據三元悖論，在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匯率制度三者之間只能進行以下三種選擇
(1)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必須犧牲匯率的穩定性，實行浮動匯率制。這是由於在資本完全流動條件下，頻繁出入的國內外資金帶來了國際收支狀況的不穩定，如果本國的貨幣當局部進行幹預，亦即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那么本幣匯率必然會隨着資金供求的變化而頻繁的波動。利用匯率調節將匯率調整到真實反映經濟現實的水平，可以改善進出口收支，影響國際資本流動。雖然匯率調節本身具有缺陷，但實行匯率浮動確實較好的解決了“三難選擇”。但對於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信心危機的存在會大大削弱匯率調節的作用，甚至起到惡化危機的作用。當匯率調節不能奏效時，爲了穩定局勢，政府的最後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

(2)保持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必須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實行資本管制。在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下，在匯率貶值無效的情況下，唯一的選擇是實行資本管制，實際上是政府以犧牲資本的完全流動性來維護匯率的穩定性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大多數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就是實行的這種政策組合。這一方面是由於這些國家需要相對穩定的匯率制度來維護對外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監管能力較弱，無法對自由流動的資本進行有效的管理。

(3)維持資本的完全流動性和匯率的穩定性，必須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資本完全流動時，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本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動都將被所引致的資本流動的變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國貨幣喪失自主性。在這種情況下，本國或者參加貨幣聯盟，或者更爲嚴格地實行貨幣局制度，基本上很難根據本國經濟情況來實施獨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整，最多是在發生投機衝擊時，短期內被動地調整本國利率以維護固定匯率。可見，爲實現資本的完全流動與匯率的穩定，本國經濟將會付出放棄貨幣政策的巨大代價。

“三元悖論”原則的理論內涵經歷了“米德二元衝突—M-F模型—三元悖論”這樣一個發展歷程。現在，“三元悖論”原則已經成爲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論斷。但是，該理論是高度抽象的，只考慮了極端的情況，即完全的貨幣政策獨立、完全的固定匯率和完全的資本自由流動，並沒有論及中間情況。正如弗蘭克爾指出的，“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爲什么不可以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兩個目標的抉擇中各放棄一半，從而實現一半的匯率穩定和一半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這不能不說是“三元悖論”理論在具體目標選擇問題分析方面的局限。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根據“三元悖論”原則，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非獨立性三者的組合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但是這一組合在現實中有效的前提是在假設一國外匯儲備無上限的條件下才能成立。實際上，現實中一國的外匯儲備不可能無上限，一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再巨大，與規模龐大的國際遊資相比也是力量薄弱的，一旦中央銀行耗盡外匯儲備仍無力扭轉國際投資者的貶值預期，則其在外匯市場上將無法繼續托市，固定匯率制也將徹底崩潰。因此，一國即使放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巨大的國際遊資壓力下，往往也很難保證固定匯率制度能夠得以繼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