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弗裏德曼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弗裏德曼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Jeno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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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l Friedman（1878—1927），母親是Sarah Ethel Landau（1881-？），兩人從奧匈帝國（今鄰近俄羅斯和波蘭的地方）來到美國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弗裏德曼是家中第四個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個姊姊包括：Tillie F. Friedman、Helen Friedman、以及Ruth Friedman 。在高中的最後一年，弗裏德曼的父親去世。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羅傑斯大學。原打算成爲精算師的弗裏德曼最初修讀數學，成績爲3.62（對於4學分的大學3.62屬於優秀），1932年取得經濟學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斯(Ross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弗裏德曼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比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爲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跟他辯論的人。當弗裏德曼病逝時，羅斯說：“我除了時間，什么都沒有了。”

出版書籍

　　畢業後，他曾爲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準了許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決當時面臨的艱難經濟情況，尤其是新政的許多公共建設計劃。輾轉間他到哥倫比亞繼續修讀經濟學，研究計量、制度及實踐經濟學。返回芝加哥後，獲Henry Schultz聘任爲研究助理，協助完成《需求理求及計算》論文。爲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1940年曾完成一書，指醫生的壟斷局面導致他們的收入遠高於牙醫，引起局方爭議，令該書要在战後始能出版。
　　弗裏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了一小段時間，但由於在經濟學系裏碰上了反猶主義者的阻撓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門工作。

出任財政顧問

　　1941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战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稅賦政策，並且也確實協助推廣了預扣所得稅制度。43至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爲武器設計、战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Stigler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頒發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爲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他的自傳中，弗裏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爲羅斯福新政工作時，“當時我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隨著時間過去，弗裏德曼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也逐漸轉變，他在芝大成立貨幣及銀行研究小組，在經濟史論家Anna Schwartz的協助下，發表《美國貨幣史》鴻文。當時他挑战主張凱恩斯主義的著名經濟學家觀點，抨擊他們忽略貨幣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脹的重要性。他任職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逾30年，力倡自由主義經濟，並與徒弟徒孫，打造出著名的“芝加哥學派”。
　　他過，他通常反對政府幹預的計劃，尤其是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爲價格在市場機制裏扮演著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號功能。在《美國貨幣歷史》一書中，他提出經濟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於貨幣供應管制不當所致。後來他在2006年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爲何人們仍以爲是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蕭條。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pic-info">劍橋大學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到1976年，在這30年裏他將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系形塑成一個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被稱爲芝加哥經濟學派。在弗裏德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53-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任教。從1977年开始弗裏德曼也加入了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弗裏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人物評價

　　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貝克爾形容，弗裏德曼可能是全球最爲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隨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佛老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贏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钟。”
　　弗裏德曼是學術世家。他妻子羅斯是經濟學家，其妻兄長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學聲望顯赫的法律學教授。弗裏德曼育有兩名子女，包括女兒珍尼·弗裏德曼及大衛·弗裏德曼，大衛本身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學說的重要學者。大衛的兒子Patri畢業於史丹福大學，2006年時在Google任職。
　　他於2006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三藩市家中因心髒病發引致衰竭逝世。重要著作
　　《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價格理論：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國貨幣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 J．Schwartz）合著主要觀點

站在凱恩斯的對面

　　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曾使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和政府幹預經濟的政策聞名於世；二战後，西方社會20余年的經濟繁榮更讓凱恩斯思想大放異彩。但正是在凱恩斯主義的鼎盛時期———20世紀50年代，以弗裏德曼爲主要創始人的貨幣學派打着對抗“凱恩斯革命”的旗號誕生了。

兩個重要特點

　　弗裏德曼的理論具有兩個重要特點：堅持經濟自由，強調貨幣作用。
　　他旗幟鮮明地反對凱恩斯的政府幹預思想。弗裏德曼認爲，在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市場經濟具有達到充分就業的自然趨勢，只是因爲價格和工資的調整相對緩慢，所以要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況可能需要經過一定時間。如果政府過多幹預經濟，就將破壞市場機制的作用，阻礙經濟發展，甚至造成或加劇經濟的動蕩。
　　他還強勁地攻擊凱恩斯所倡導的財政政策。弗裏德曼認爲，在貨幣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开支將導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引起私人投資和消費的縮減，從而產生“擠出效應”，抵消增加的政府支出，因此貨幣政策才是一切經濟政策的重心。

反通貨膨脹的旗手

　　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漲”爲貨幣學派帶來了大展宏圖的歷史機遇。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經濟政策終於給西方經濟帶來了惡果。70年代之後，各國的經濟發展緩慢下來，赤字越來越大，失業越來越多，通貨膨脹率越來越高。在這種經濟形勢下，經過10多年發展起來的貨幣學派選擇了通貨膨脹爲主要靶子，提出了以穩定貨幣、反對通貨膨脹爲中心內容的一系列政策主張。
　　與其他經濟學家不同，弗裏德曼把通貨膨脹的責任完全歸到了政府的身上。“沒有一個政府肯於承擔通貨膨脹的責任，即使不是很嚴重的通貨膨脹也是如此。政府官員往往尋找各種借口，把責任推諉給貪婪的企業家、剛性的工會、揮霍無度的消費者、阿拉伯的酋長、惡劣的氣候以及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理由。無疑，企業家是貪婪的，工會也有剛性，消費者並不節約，阿拉伯酋長提高了石油價格，天氣往往不正常，然而所有這些只能提高個別商品的價格，並不能使一般物價普遍提高。”
　　弗裏德曼認爲，根治通貨膨脹的惟一出路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控制貨幣增長。控制貨幣增長的方法是實行“單一規則”，即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時候要“公开宣布並長期採用一個固定不變的貨幣供應增長率”。

pic-info">撒切爾夫人

由於這些政策主張順應了西方經濟在新形勢下發展的需要，因此贏得了許多的贊同者和追隨者，並且得到官方的特別賞識。1979年，以撒切爾夫人爲首相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將貨幣學派理論付諸實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貨幣主義政策；美國裏根總統上臺後提出的“經濟復興計劃”中，也把貨幣學派提出的制定一種穩定的貨幣增長政策作爲主要項目；瑞士、日本等被認爲是“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的國家，自稱其“成功的祕密”就在於實行了貨幣學派的“穩定的貨幣供應增長率”政策。貨幣學派一時聲譽鵲起，被普遍看作凱恩斯學派之後的替代者，弗裏德曼更是被稱爲“反通貨膨脹的旗手”。

“負罪”的獲獎人

　　1976年，弗裏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頒獎典禮上，當他從座位上起立以便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獲獎證書時，一位觀衆突然舉起“自由歸於智利人民”的橫幅站起來進行抗議，大喊“資本主義下臺，弗裏德曼下臺”，會場一陣騷亂。
　　事情的起因還要從智利的軍事政變說起。20世紀70年代，智利軍人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阿連德是社會黨人，上臺後推行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這些政策引起智利國內經濟倒退與混亂。皮諾切特上臺後开始用強力手段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改革方案是由薩克斯等一批美國青年經濟學家策劃的，這些人中不少曾受教於弗裏德曼。這種經濟轉型引起智利國內失業與貧窮現象嚴重，遭到左翼人士反對，皮諾切特對他們實施鎮壓，國內矛盾激化。於是，一些人指責弗裏德曼同智利問題有牽連，設在瑞典的智利委員會則把弗裏德曼稱爲“要對當前智利的失業飢餓政策負有罪責的經濟學家。”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頒獎典禮上的抗議事件也就不足爲奇了。
　　頒獎典禮上的尷尬從另一個側面也表明弗裏德曼經濟政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影響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運行無處不滲透着弗裏德曼的思想與主張。
　　事情的兩面性再一次出現：英國的通貨膨脹率從1980年的22%降到1984年的4%的同時，失業人數從100萬上升到300萬；同出一轍，1979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分別爲12.7%和5.9%，4年後，這兩個數據變爲3.2%和7.6%。物價降下來了，但人們卻又承受着失業的痛苦。“堅持！”這是弗裏德曼始終如一的信條。於是，奇跡出現了：1993年～2000年，美國經濟出現了持續8年的低通脹、低失業率的經濟增長。有人說，美國的經濟是裏根栽樹，克林頓乘涼。真的如此嗎？弗老在其中的作用又有幾分呢？恐怕擅長統計分析的弗裏德曼自己也難以回答。

三次對中國的訪問

　　用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力來衡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可以說是20世紀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經濟學家。這位學術界的大人物對中國有着濃厚的興趣。在他與其夫人羅斯合著的自傳《兩個幸運的人》中，除了美國之外，另一個佔據篇幅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
　　1980年、1988年、1993年，弗裏德曼三次來華訪問。他在自傳中寫道：“對中國的三次訪問是我們一生中最神奇的經歷之一……”
　　1980年的訪問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請的訪問。邀請者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者希望弗裏德曼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劃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用等問題發表演講。這時的中國，改革的進程剛剛开始，人們對於未來要走的道路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只是知道過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弗裏德曼沒有聽到一個人說過文革的好話。但他也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知之甚少，對市場體制運作的方式基本上一無所知。比如，在一次座談中，一位將要前往美國考察的副部長的問題是：“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弗裏德曼的反應是“嚇了一跳”。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轉的。
　　弗裏德曼這時對中國的判斷是改革剛剛开始。並且不能排除出現反復的可能。
　　1988年，主要是在張五常的安排下，弗裏德曼第二次訪華。這次訪華是三次中最重要的一次，這不僅僅是由於弗裏德曼見到了當時中國的主要中央領導人，而且由於訪問的範圍更大，弗裏德曼得以對中國有了更深入的觀察和了解。同時，弗裏德曼的自由經濟觀點，在當時中國改革持續深入情況下得以更清晰地傳遞給了中國的決策者和學術界。
　　在這次訪問中，弗裏德曼在各地走訪了許多正在蓬勃發展的商品市場。在這些市場中，客人真實感受到了 中國經濟發展的生機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面對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政府是否愿意爲了經濟發展而放棄自己的某些特權。
　　1993年，弗裏德曼第三次訪華。這時的中國改革，在經歷了反復以後，重新开始快速發展。客人在中國已經可以享受到不亞於其他國家的服務。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弗裏德曼還訪問了成都和重慶等地。私營企業、民間商業的發展給弗裏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這時的中國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與1988年有所不同。政府开始強調日本韓國式的對經濟的控制，認爲這是未來的方向。弗裏德曼顯然無法同意這一點。但這時的中國，已經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樣盡量地吸收外界知識了。但另一方面，弗裏德曼關於市場與政府關系的觀點這時倒更符合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到底是走向自由市場制度，還是嘗試一條 “第三條道路”？這個已被弗裏德曼解決的問題將繼續困擾中國多年。
　　裏德曼曾四次到訪中國。從1980年第一次訪問北京到1999年最後一次訪問香港，盡管每一次都是行色匆匆，然而中國發生的變化屢屢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

　　有關組織的社會責任有兩種相反的觀點，古典觀點主張管理當局唯一的責任就是利潤最大化。米爾頓·弗裏德曼是這一觀點最直率的支持者。他認爲管理者的主要責任就是從股東（公司真正的所有者）的最佳利益出發來從事經營活動。這些利益是什么呢？他認爲股東只關心一件事，這就是財務方面的回報。他還主張，不管何時只要管理者自作主張將組織資源用於社會利益，就是在增加經營成本。這些成本要么通過高價轉嫁給消費者，要么通過降低股息回報由股東吸收。
　　但並不是說，他認爲企業組織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他支持組織承擔社會責任，但這種責任僅限於爲股東實現組織利益的最大化。新自由主義試驗

試驗背景

　　[美]葛蘭汀

pic-info">皮諾切特

米爾頓·弗裏德曼沒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會引發如此多的爭議，他曾被一羣智利經濟學家邀請前往聖地亞哥。這羣經濟學家在過去幾十年裏曾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參加過弗裏德曼同事阿諾德·哈伯格的一個項目。在推翻阿連德政府兩年後，獨裁政權無力控制通貨膨脹，“芝加哥小子”开始在皮諾切特的軍政府裏真正發揮影響。他們推薦採用弗裏德曼所謂的“休克療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貨幣印刷來解決預算赤字、政府支出削減20至25個百分點、裁掉數以萬計的政府工作人員、停止工資和物價控制、實行國有工業私有化並解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弗裏德曼還主張“完全的自由貿易”。
　　弗裏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幫助那羣“芝加哥小子”向智利軍政府兜售他們的計劃，屠殺和拷打成千上萬智利人民的獨裁者似乎“被休克療法的想法所吸引”。

爆發抗議

　　弗裏德曼回國後爆發抗議，而他作爲《新聞周刊》專欄作家的名人身份與華盛頓和美國公司參與推翻阿連德的事件不斷被披露更加劇了這種抗議。不僅尼克松、中央情報局、美國國際電話電信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陰謀顛覆阿連德的“通往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現在連芝加哥大學的一名著名經濟學家也向推翻這一政權的獨裁者獻策，以智利貧民中急劇攀升的失業率爲代價來完成反革命。這位經濟學家對自由市場奇跡的宣傳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蓋提、輝瑞、通用汽車、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贊助。《紐約時報》認爲弗裏德曼是“這一軍事集團經濟政策的指明燈”；而專欄作家安東尼·劉易斯則質疑：如果“純正的芝加哥經濟理論只能以壓制爲代價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這一理論的首創者是不是應該承擔某些責任呢？”在芝加哥大學，斯巴達克斯青年團發誓要“通過抗議和曝光把弗裏德曼逐出校園”；而學生自治組織則仿效當時正在調查美國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員會聽證會，召集了一個“弗裏德曼和哈伯格問題調查委員會”。每當弗裏德曼的名字出現在媒體上都會伴有形容詞“殘酷的”和“震驚的”，而規模小卻持續不斷的抗議也會在他出現在公衆場合的時候困擾着他。
　　在寫給各種編輯和譴責者的信中，弗裏德曼對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輕描淡寫，同時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參與了指導智利經濟學家的活動。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一個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資本主義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敘述這一情節時，弗裏德曼高興地指出抗議產生了反效果，這使他贏得了比其他獲獎者“時間長一倍的掌聲”。
　　弗裏德曼聲稱如果阿連德被允許繼續任職，智利人會遭受“數千人被消滅、大規模的飢荒、折磨和非法的監禁”，並以此來爲他和皮諾切特的關系辯護。但是，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大規模的飢荒、折磨和非法的監禁恰巧是在他的門徒皮諾切特統治時發生的。阿連德的垮臺是因爲他拒絕背離智利長期以來的民主傳統並拒絕採用戒嚴令，但弗裏德曼仍然堅決認爲：後來上臺的軍政府爲“個人首創精神和私人生活領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間”，以及因此爲“回歸民主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批評聲音

　　弗裏德曼和皮諾切特兩人的批評者都把智利作爲證明芝加哥學派提倡的自由市場絕對主義，只有通過強制才有可能實行的正面證據。與二战後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賴於溫和的社會平等這一信念相反，弗裏德曼強調“經濟自由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資本主義和自由”相等這個等式是他對保守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復興的最大貢獻。當羅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義者投身於爲社會等級、特權、秩序辯護時，二战後的保守主義者卻在贊美自由市場是產生創造力和自由的場所。今天這種明確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實質，並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爲共識普遍接受。布什的國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爲神聖，在這一战略中，“經濟自由”出現的次數是“政治自由”出現次數的兩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爲《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講裏，弗裏德曼描述了“福利國家的出現在破壞自由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他論證說：智利目前的困難“幾乎完全是由於四十年來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一趨勢導致的。這是一個導向政治高壓而非導向自由的過程。”他認爲皮諾切特政權是這一漫長鬥爭的轉折點，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虛假外殼，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內在核心。弗裏德曼在之後給皮諾切特的信中寫到：“問題不是發端於近前，而是源於四十年前就已出現的朝社會主義發展的趨勢。”他贊揚皮諾切特將軍用“很多您已經採取的逆轉這一趨勢的措施”讓智利回到了“正確的軌道”。

智利反應

　　在弗裏德曼訪問之後一個月，智利軍政府宣布將“不惜一切代價”制止通貨膨脹。這個政權把國家开支削減了27%，燒掉了成捆的比索。國家退出銀行系統和撤銷對金融包括利率的管，還大幅度降低了關稅、放开了2000多種產品的價格，取消了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皮諾切特使智利從與鄰邦結成的、致力於推進地區工業化的聯盟中退了出來，把智利變成了廉價商品進入拉美的門戶。成千上萬的國有部門工作人員在政府拍賣國有企業的時候失去了工作。這次拍賣實際上是400余家國有工業的財富向私有部門的大轉移。智利不僅允許跨國企業將它們的全部收益帶回國內，而且還提供匯率保障來幫助它們這樣做。爲了建立投資者的信任，比索與美元掛鉤。四年之內，不僅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而且在之前的進步聯盟土地改革時被徵用的所有財產的將近30%都物歸原主。新法律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自由”商品一樣對待勞動力，掃除了40年以來的不斷取得進步的勞工立法，醫療保健也像公共養老基金一樣實行私有化。國民生產總值暴跌了13個百分點，工業產量下降28%，購买力跌到1970年水平的40%，一個接一個的民族企業破產，失業率急劇攀升，一直到1978年經濟才出現反彈。從1978年至1981年間，經濟增長了32%。雖然工資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將近20%的水平，人均收入卻又开始增加。一個可能更好的進步指標是嚴刑拷打和非法處決逐漸減少。但盡管芝加哥經濟學家因爲三年的經濟增長而得到了榮耀，他們卻使智利走上了近於瓦解的道路，關於這一點現在通過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經濟的反彈是金融系統和大量外資作用的結果。結果證明外資導致了投機者的狂歡、銀行系統的壟斷和繁重的外債。像洪水般湧入的外資確實使固定的匯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得以保持，但個人債務從1978年的20億美元急劇增長到1982年的140多億美元，給智利貨幣帶來難以負荷的壓力。比索由於像實際中存在的那樣與升值的美元的匯率固定，便人爲地提高了比索的價值，導致大量廉價進口商品湧入。當消費者利用自由化的貸款方式購买電視、汽車和其他高價商品時，儲蓄縮減、債務增加、出口降低、貿易赤字擴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銅價的暴跌加劇了智利的貿易逆差。國內生產總值跌落15%，工業產量迅速收縮，破產企業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兩倍，失業率達到30%。盡管皮諾切特之前保證保持貨幣穩定，他還是實行了比索貶值，這使那些借入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儲蓄的窮苦的智利人民傾家蕩產。中央銀行儲備減少了45%，私有銀行體系也崩潰了。危機迫使國家重新採用在阿連德執政期間都未實施的法律，接管了將近70%的銀行系統並重新控制金融、工業、價格和工資。皮諾切特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幫助以擺脫困境，並公开保證要償還外國債權人和銀行的債務。
　　就像國際左派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蜂擁來到智利一樣，在皮諾切特統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黃金時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場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和記者都來親自目睹這個“奇跡”，並把智利作爲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樣。

進行辯護

　　除了商人，右翼活動分子也來到智利以示與皮諾切特政權的團結。《國家評論》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爾以及其他最終在裏根1976年和1980年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時走到一起的骨幹，組織了美國—智利理事會，以對付美國皮諾切特的批評性報道。“我找不出一個相信智利政府在實行”拷打的“智利政權的反對派”，拉舍爾在1978年從智利訪問回來之後寫道。至於由激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引起的“過渡時期人的不便”，拉舍爾認爲，“爲了明天一個更爲健康的社會，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損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弗裏得曼以經濟自由優於政治自由爲皮諾切特辯護，而芝加哥團體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專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憲法中把這樣一種關系制度化了。新憲法把經濟自由和政治權威神聖化爲相互補充的品質。他們爲一個強有力的執政者，例如皮諾切特辯護，說不僅深遠的社會變革的出現需要這樣的人，而且維持這種變革直至智利的“民衆心智發生改變”也需要這樣的人。中央銀行行長談到：智利人長期以來“接受的是軟弱教育”，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培養他們的強力，市場本身會提供指導。當被問及由休克療法導致的高破產率的社會後果時，托裏比奧·邁瑞諾上將答道：“這是一個經濟動物的叢林。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不論親疏。這是現實。”
　　但在這樣一個純粹競爭的野獸的樂園，可能會出現危險，需要獨裁統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被動的而非參與性的民主。“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一條通往保護絕對經濟自由的真正“自由社會”的途徑，皮諾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裏德曼的兩個信徒起草的發言中這樣談到。弗裏德曼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之間的關系閃爍其詞，但他以前的學生卻始終如一。“一個人的實際自由只有通過獨裁主義政權保證”，財政部長卡斯特羅說到，他承認：“公衆輿論強烈反對我們，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保持這種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實現了用經濟自由和權威來重新定義民主。據芝加哥大學優秀畢業生克裏斯蒂安·拉羅烏萊特說，在皮諾切特的嚴格控制下，智利成爲“在自由的社會秩序基礎上確立政府形式這一世界潮流的先驅”。比如說，智利私有化了的養老金制度如今就成爲社會保障轉型的一個典範。布什在1997年曾就這一問題接受了智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生何塞·皮涅拉的建議。

試驗評價

　　皮諾切特和弗裏德曼都是先驅，預示着一個妄爲、無情的新世界。如今，皮諾切特正因爲他“休克療法”的招牌而受到軟禁，弗裏德曼也去世了。但他們所开創的世界卻幸存了下來。對於1975年的智利來說極端的東西成了當今美國的標準：一個由市場界定人類全部成就的、政府以自由的名義折磨人民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