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凱恩斯最卓越的成就是他在宏觀經濟學上的貢獻。一反自18世紀亞當·斯密以來尊重市場機制、反對人爲幹預的經濟學思想，凱恩斯主張政府應積極扮演經濟舵手的角色，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對抗景氣衰退乃至於經濟蕭條。凱恩斯的思想不僅是書本裏的學說，也成爲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世界性經濟蕭條時的有效對策，以及構築起1950年代至1960年代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繁榮期的政策思維，因而有世人誇爲“資本主義的‘救星’（或譯救世主）”、“战後繁榮之父”等。一度主宰資本主義的凱恩斯思想也成爲經濟學諸學派之一，稱爲“凱恩斯學派”，並衍生數個支系，其影響力持續至今。
在事業上，凱恩斯擔任公職，出任英格蘭銀行董事，並且是數個慈善信托的顧問；他自己也做投資，而且是個成功的投資家，因此凱恩斯可謂是理論與應用兼具的經濟學家典範。在生活上，凱恩斯雅好風流，他贊助藝術也做收藏，並且嗜品美酒，尤其是香檳。凱恩斯十分善於言辭，雄辯滔滔；其文筆也很出色，由後世著名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曾被《財星》雜志譽爲“自凱恩斯以來文章寫得最好的經濟學家”一事可見一斑。1999年《時代》雜志曾如此追憶凱恩斯：“高大、迷人、充滿自信”。[2]
現代西方經濟學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1883年凱恩斯出生於一個大學教授的家庭。他的父親約翰內維爾·凱恩斯曾在劍橋大學任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講師，母親弗洛朗斯阿達·布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會改革的先驅之一。
1889年7歲的凱恩斯進入波斯學校，
1891年後進入聖菲斯學院的預科班。
1894年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第一個數學獎。
1895年考取伊頓公學，並於1899和1990年連續兩獲次數學大獎。他以數學，歷史和英語三項第一的成績畢業。
1902年，他成功考取劍橋國王學院（劍橋大學）的獎學金。
1906－1908年在英國財政部印度事物部工作，
1908年任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的經濟學講師，
1909年創立政治經濟學俱樂部並因其最初著作《指數編制方法》而獲“亞當·斯密獎”。
1911－1944年任《經濟學雜志》主編，
1913－1914年任皇家印度通貨與財政委員會委員，兼任皇家經濟學會祕書，
1919年任財政部巴黎和會代表，
1929－1933年主持英國財政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
1942年被進封爲勳爵，
1944年出席布雷頓森林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並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开發銀行的董事。
1946年猝死於心髒病，時年63歲。
凱恩斯一姓是英國的故家望族，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凱漢恩斯和1066年。凱恩斯是個傳統主義者，想到他這一族源遠流長是頗爲自負的，他的父親是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其人自己就是一個很有名聲的經濟學家。曾在劍橋大學任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講師，母親弗洛朗斯阿達•布朗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和社會改革的先驅之一。但是他兒子的資質是不同尋常的，所憑的不單是上代的遺傳，好像是集中了許多人的智慧，才形成這樣一個天才人物。
他出生於1883年，就在這同一年，卡爾·馬克思與世長辭。這兩位經濟學家在生存的時間上這樣接近，在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上又都產生了這樣深刻的影響，但就思想的不同而論，再沒有比這兩個人更加任渭分明的了。馬克思心情沉重，懷着滿腔怨憤個平之意，仿佛時刻處於背城借一之境，是“必然滅亡的資本主義”的起草人。而凱恩斯所感受的是此生之同樂，他在一生中總是駕着輕舟從容前進，終於圓滿地成爲“會繁榮生長的資本主義”的設計師。我們也許可以把馬克思所以要熱衷於作出資本主義一定要崩潰的預言，說成是由於他實際生活的坎坷不平；假使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有把握地說，凱恩斯所以能重新喚起人們的信心，所以能使死灰復燃，是由於他生活的一帆風順和豐富多彩。
凱恩斯的童年時代正處於維多利亞學派風行之際，那時他已嶄露頭角。他4歲時已經在推敲利息的經濟涵意，當他6歲時，對於他自己的腦子是怎樣運轉的，在感到疑惑，7歲時，他的父親認爲他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同伴”。不久他到準備進入大學的預備學校去求學，在那裏已經可以看出他對待同伴的能力：他有一個“小廝”代他拿着教科書，恭順地跟在他後面，作爲交換，凱恩斯幫他解決比較棘手的課外作業方面的問題；同另一個他所不喜歡的孩子訂了個“君子協定”，凱恩斯答應爲他每星期向圖書館借一本書，交換條件是，對方的一幫人平時不得無故走近他的一幫人的15碼之內。
他7歲進入波斯學校，2年後進入聖菲斯學院的預科班。幾年以後他的天才漸漸顯露，於1894年以全班第一的優異成績畢業，並獲得第一個數學獎。一年後，他考取伊頓公學，並於1899和1900年連續兩次獲數學大獎。他以數學，歷史和英語三項第一的成績畢業。1902年，他成功考取劍橋國王學院（劍橋大學）的獎學金。
14歲時，伸向伊頓公學（伊頓公學在倫敦西面伊頓（Eton）鎮，是培養貴族和資產階級子弟的中學。——譯者）申請並獲得了獎學金。關於英同公立中學的恐怖故事是傳聞很廣的，但凱恩斯肉體上既沒有受到凌辱，精神上也沒有受到折磨。他已進入青春時代，考試時得到的評分是最高的，因此得獎累累，他爲自己买了件淡紫色的背心，漸漸染上了飲香按酒的愛好，他的背略有些駝，蓄起了小胡子，參加了劃船比賽，漸漸成了個令人生畏的辯論家，他並無阿議討好之意，卻成了個伊頓學校的狂熱分子。從他17歲時寫給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所表現的洞察力，就他的年齡而論是很少見的。當南美布爾战爭達到高潮時，校長發表了一次演說，凱恩斯用了短短幾句話概括了當時的情況：“這是我們具有的品質、我們應當表示欣慰；記着我校的光榮傳統，同向有的情況一樣，如果要幹什么就得盡力而爲”。
他在伊頓公學的經歷是一次勝利的進軍，在劍橋大學皇家學院也獲得了巨大成就。艾爾弗雷德·馬歇爾希望他成爲一個專業經濟學家，庇古教授（馬歇爾未來的接班人）每周同他共進早餐一次。他當選爲大學學生俱樂部祕書，這個職位最後使他自然而然地成爲最著名的非官方辯論會之一的主持人。他被倫納德·伍爾夫和利頓·斯特雷奇（伍爾夫（Leonardwodf，1882—1941），英國女作家；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英國傳記作家．——譯者）物色到了，結果產生了在倫敦的所謂“文化設施集中區”。他痛好很多，喜歡买書，常常午夜不睡，思考問題。總之，他不是個平凡的人，是個傑出人物。
他於1907年被派到印度政府機關服務，但是他不喜歡這個工作。當時他在國內正以充沛的精力從事於寫作關於數學的論文，覺得在政府機關當個小官，跟他經營鐵路的愿望差得太遠了。經過兩年，覺得在這方面的經歷已經夠他受的了。他說，他的一番努力，無異是把一條純種牛從英國冤屈地運到孟买。他在行政工作中還發覺，一些考慮欠周的對他的評論會把他葬送掉。於是他辭去職務，回到劍橋。但是，他在印度的歲月不是完全白費的。根據他在印度的所見所聞，寫了一本叫《印度通貨與財政》的書，於1913年出版，看到的人都說這是一個小小的傑作。就在這一年，由官方組織了一個皇家專門調查委員會，從事於研究印度通貨問題。其時凱恩斯年29歲，被邀爲該委員會的成員，這是很少見的榮譽。
他在失望中辭去了職務，在和約成立的前三天，开始對它進行攻擊。他懷着滿腔怒火，用高速度寫成了《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於12月間發表，他也由此成名。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凱恩斯主義是根據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爲，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爲。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爲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爲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爲宏觀經濟學，以與注重研究個人行爲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伊法則相對，後者認爲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於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聯系起來的努力成了凱恩斯《通論》以後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微觀經濟學家試圖找他他們思想的宏觀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爲凱恩斯經濟理論找到扎實的微觀基礎。二战以後，這一趨勢發展成爲新古典主義綜合學派。
凱恩斯可謂經濟學界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凱恩斯一生對經濟學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一度被譽爲資本主義的“救星”、“战後繁榮之父”等美稱。凱恩斯出生於薩伊法則被奉爲神靈的時代，認同借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就能維持資本主義的觀點，因此他一直致力於研究貨幣理論。他的發表於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起了經濟學的革命。這部作品對人們對經濟學和政權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恩斯發展了關於生產和就業水平的一般理論。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論主要是：
關於存在非自愿失業條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處於一定水平上的時候，失業是可能的。與古典經濟學派相反，他認爲單純的價格機制無法解決失業問題。
引入不穩定和預期性，建立了流動性偏好傾向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投資邊際效應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薩伊定律和存款與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
凱恩斯的主要著作有： 《凡爾塞和約的經濟後果》（1919）
《貨幣改革論》 （1923）
《貨幣論》（1930）
《勸說集》 （1932）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1936）等。
凱恩斯可謂經濟學界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他的發表於1936年的主要作品《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起了經濟學的革命。這部作品使人們對經濟學和政權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凱恩斯發展了關於生產和就業水平的一般理論。
其具有革命性的理論主要是：
• 關於存在非自愿失業條件下的均衡：在有效需求處於一定水平上的時候，失業是可能的。與古典經濟學派相反，他認爲單純的價格機制無法解決失業問題。
• 引入不穩定和預期性，建立了流動性偏好傾向基礎上的貨幣理論：投資邊際效應概念的引入推翻了薩依定律和存款與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
他的這些思想爲政府幹涉經濟以擺脫經濟蕭條和防止經濟過熱提供了理論依據，創立了宏觀經濟學的基本思想。凱恩斯一生對經濟學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曾被譽爲資本主義的“救星”、“战後繁榮之父”。
凱恩斯出生於薩伊法則被奉爲神靈的時代，認同借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狀態就能維持資本主義的觀點，因此他一直致力於研究貨幣理論。
凱恩斯是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的猛烈衝擊使資本主義岌岌可危的情況下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障礙何在，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而創建其經濟理論的。也就是說。他以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爲背景，對社會生產總量和國民收入是由何種因素決定的，以及嚴重失業、“富裕中的貧困”的矛盾現象做出解釋，尋求解決的對策。他明確承認，他的這一理論是關於“經濟繁榮內部何以會孕育着使其自身趨於毀滅的種子”理論。在對經濟危機這個嚴重病症的洞察和探索方面，同傳統西方經濟學相比，凱恩斯有着至少以下幾點確具突破性的新觀點和新見解。
第一，突破了傳統的就業均衡理論，建立了一種以存在失業爲特點的經濟均衡理論。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以薩伊法則爲核心提出了充分就業的假設。認爲可以通過價格調節實現資源的充分利用，從而把研究資源利用的宏觀經濟問題排除在經濟學研究的範圍之外。《通論》批判薩伊法則，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中非自愿失業的存在，正式把資源利用的宏觀經濟問題提到日程上來。
第二，把國民收入作爲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問題。
凱恩斯《通論》的中心是研究總就業量的決定，進而研究失業存在的原因。認爲總就業量和總產量關系密切，而這些正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特點。
第三，用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來分析國民收入的決定。
凱恩斯《通論》中認爲有效需求決定總產量和總就業量，又用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來說明有效需求的決定。在此基礎上，他說明了如何將整個經濟的均衡用一組方程式表達出來，如何能通過檢驗方程組參數的變動對解方程組的影響來說明比較靜態的結果。即，他總是利用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均衡關系來說明國民收入的決定和其他宏觀經濟問題。
第四，建立了以總需求爲核心的宏觀經濟學體系。
凱恩斯採用了短期分析，即假定生產設備、資金、技術等是不變的，從而總供給是不變的。在此基礎上來分析總需求如何決定國民收入。把存在失業的原因歸結爲總需求的不足。
第五，對實物經濟和貨幣進行分析的貨幣理論。
傳統的經濟學家把經濟分爲實物經濟和貨幣經濟兩部分，其中，經濟理論分析實際變量的決定，而貨幣理論分析價格的決定，兩者之間並沒有多大的關系，這就是所謂的二分法。凱恩斯通過總量分析的方法把經濟理論和貨幣理論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套生產貨幣理論。用這種方法分析了貨幣、利率的關系及其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從而把兩個理論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濟理論。
第六，批判了“薩伊法則”，反對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明確提出國家直接幹預經濟的主張。
古典經濟學家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贊同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而凱恩斯卻反對這些，提倡國家直接幹預經濟。他論證了國家直接幹預經濟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較具體的目標；他的這種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爲核心的思想後來成整個宏觀經濟學的核心，甚至可以說後來的宏觀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凱恩斯的《通論》的基礎之上的。
《通論》是一部把貨幣理論過渡到“宏觀經濟學”的革命性的著作。它推翻了傳統的自由市場理念，提出健康的經濟與充分就業取決於消費者、投資家和政府的總支出。對於《通論》在經濟學說史上的意義的評價，再也沒有比帕廷金的下面這段話更合適的了。
除《通論》外，凱恩斯另外兩部重要的經濟理論著作是《貨幣論》 （ATractonMonetaryReform1923）和《貨幣論》（ATreatiseonMoney,1930）。這兩部著作是其研究貨幣理論的代表作，但均未能脫出古典貨幣數量論的窠臼。
凱恩斯經濟學說的創立，被西方經濟學界稱爲“凱恩斯革命”。既然稱之爲“革命”，就意味着對傳統的變革否定，這些變革和否定就構成了“革命”的基本內容。從這一點上講，“凱恩斯革命”是對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教義的重大突破。
毫無疑問，凱恩斯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他敢於打破舊的思想的束縛，承認有非自愿失業的存在，首次提出國家幹預經濟的主張，對整個宏觀經濟學學的貢獻是極大的。
凱恩斯不僅是經濟學理論上的天才，而且還是位大膽的實踐者。雖然說來容易做來難，但他仍然不顧風險，虧了再賺，畢竟技高一籌，果然名利雙收。
凱恩斯不但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實踐家。他曾經在英國財政部印度事物部工作，任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的經濟學講師，創立政治經濟學俱樂部並因其最初著作《指數編制方法》而獲“亞當•斯密獎”，任《經濟學雜志》主編，任皇家印度通貨與財政委員會委員，兼任皇家經濟學會祕書，英國財政部巴黎和會代表，主持英國財政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出席布雷頓森林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並擔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开發銀行的董事。
不用爲我悲哀，朋友，千萬不要爲我哭泣。
因爲，往後我將永遠不必再辛勞。
天堂裏將響徹贊美詩與甜美的音樂，
而我甚至也不再去歌唱。[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