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傳遞機制

弗裏德曼在貨幣傳遞機制研究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弗裏德曼在研究貨幣傳遞機制時得出以下結論：

①貨幣傳遞機制的內容包括一種初始流動性和可貸出資金效應、隨後的收入效應，以及還要延緩的價格預期效應；

②針對貨幣變動而進行的調整要用很長的時間，而且影響到許多經濟變量，如果這種調整過程是迅速的、直接的和機械的，那么，即使只能得到一些不完整的數據，貨幣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如果調整過程的情形不是這樣，那么，原始的證據就很可能把人們引入歧途，這就需要做精細的研究分析工作；

③貨幣作用過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種調整過程所決定的，在短期的調整過程中，名義貨幣需求變動率與名義貨幣供給變動率之間的差異，導致名義收入變動率脫離它的長期值。名義收入的調整速度，是它的測得值與預期值之間差異的函數；

④長期均衡被定義爲設備實際值和預期值之間的差異，因而在長期均衡狀態下，所有預期都是可以實現的，以至於實際量和預期量是相等的；

⑤短期調整過程與長期均衡狀態之間的轉變，是通過預期值的修正而產生的。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於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爲“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爲“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爲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爲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爲例，東盟五國較爲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籤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爲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战略。由於當時美、日、歐佔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爲此，東盟決定採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爲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衝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於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爲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於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爲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爲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並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爲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爲例）：由於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後，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爲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於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於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於是幹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力度一般與傳遞源的距離成反比，距離越近被傳染的程度越大。同時，傳遞力度與各國的經濟實力、金融體系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場的开放和管理程度以及匯率制度的靈活性、有效性成反比，被金融危機傳染的國家，這些指標往往不佳，相反，則傳染的程度相對要輕一些。
　　
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中止，與區域內有無中流砥柱，即經濟強國的實力及其解救他國金融危機的態度，並與國際社會援助的方法和及時性有着很大關系。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如果區內強國對泰國的問題能給予重視並及時資助，危機不至於會擴散到後來那么大。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代投資組合行爲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着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爲，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於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佔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於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於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爲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爲就是把屬於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