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需求

研究方法
①從宏觀把握經濟社會對貨幣總量需求,即一定時期社會對貨幣的需要量及其決定因素。這裏,人們注重三個原則:第一是客觀性原則,即需要量由社會經濟過程客觀地決定;第二是商品流通原則,即貨幣量主要由流通商品量決定;第三是貨幣媒介原則,即所需貨幣主要爲了媒介商品貨幣過多或不足將直接影響價格水平。在英國劍橋學派提出現金余額說之前,學者們大多持上述觀點。

②從微觀把握持幣者對貨幣需求。這種觀點源於劍橋學派的A.馬歇爾和A.C.庇古等人。他們強調持幣者的主觀動機,着重從人的利益與行爲方式上來解釋貨幣需求。這種觀點認爲貨幣經濟生活中主要不是一種媒介物而是一種資產,人們之所以愿意持有貨幣,是因爲這種資產較其他任何資產有更高的流動性,能滿足人們在資產持有上的一些特殊動機,建立起對未來的某種安全感。因此,與前者注重貨幣的媒介功能比較,這種觀點更注重貨幣的貯藏功能。盡管存在着上述區別,但當代經濟學家已傾向於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較全面地觀察和分析貨幣需求。這一方法論上的演進,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流動偏好說。

凱恩斯學派的理論

凱恩斯繼承和發展了馬歇爾等人關於貨幣需求動機的研究方法,並在此結構下探討貨幣需要量的決定因素。他將貨幣需求分解爲三種動機:①持幣用以應付一些經常性支付的需要,如衣食住行方面的可預見的开支;②保留一部分貨幣用來應付意外事件,如傷病、失業等不可預見的开支;③持有一些貨幣以備在有利時機下進行購买有價證券盈利活動,即機會性(投機)持有。這些動機分別構成交易貨幣需求、預防性貨幣需求投機貨幣需求。由於決定這三種貨幣需求的因素爲所得(前兩種)和利率投機需求),因此,他將這兩個變量視爲貨幣需求總量的決定因素。沿着這一思路,凱恩斯學派的學者們對貨幣需求問題作了進一步的研究。重要的有:J.R.希克斯與A.H.漢森建立的IS-LM.模型(見IS-LM分析),從而把貨幣供求與國民經濟均衡作了一般的以及量上的聯系。J.托賓與W.J.鮑莫爾提出的平方根定律,即:

進一步揭示了貨幣交易需求利率的關系。托賓的資產選擇理論從更一般的角度論證和證實了貨幣資產需求利率的反函數關系。此外,從50年代末起,貨幣需求越來越多地轉入實證分析,西方學者已建立了較多的計量經濟模型。

貨幣學派的理論
貨幣需求問題上,與凱恩斯學派持不同觀點的另一主要流派是貨幣學派,即以M.弗裏德曼爲首的新貨幣數量論者。弗裏德曼認爲,貨幣數量說不是關於產量貨幣所得或物價問題的理論,而是關於貨幣購买力的理論。對擁有財富經濟單位來說,貨幣是一種資產,是擁有財富的一種手段,因此,貨幣需求又是資本理論中的一個問題。在此前提下,弗裏德曼着重從財富總額和財富構成等方面考察貨幣需求。根據這一推斷,影響貨幣需求的因素首先是財富總額,在任何情況下,貨幣持有都將隨財富總額的增長而增長。在財富構成中,對貨幣需求有直接影響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資本,即個人爲獲得未來收入的能力而進行的智力投資,反映爲一國居民的教育與技術投資。他認爲,人力資本較實物資本對一國經濟的影響更甚。由於人們選擇財富持有的方式不僅僅是貨幣,因而其他資產收益率如實物資產、債券股權收益率也會影響到貨幣需求。在貨幣需求實證分析中,弗裏德曼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或理論假設,如恆久收入的假定,多重資產選擇及預期收益等。
相關爭論

凱恩斯學派與貨幣學派在貨幣需求方面爭論的焦點之一是貨幣需求利率彈性凱恩斯學派認爲貨幣需求利率彈性很顯著,貨幣主義則認爲貨幣需求利率彈性很不顯著。盡管理論上的爭議相持不下,但有些西方學者指出,這個問題已變得相對地不那么重要。因爲,一方面,像凱恩斯本人曾描述過的流動性陷阱那種極端情況很難得到實證的支持,即貨幣需求利率彈性可能顯著,但不可能無限大。另一方面,包括一些貨幣主義者自己進行的實證分析,都說明貨幣需求利率彈性確實存在,從而證明利率確實是貨幣需求的影響因素之一。至於貨幣需求利率彈性是很顯著還是不很顯著,僅僅是一個作用程度的問題,更何況其中還包括不同學者因取樣和方法的不同而產生的統計誤差。

事實上,一些學者已試圖把兩者的某些思想結合在一起,並提出超乎兩者的新觀點。70年代以前,對貨幣需求的考察對象主要爲M1,以後擴充到M2及更多的層次,有關貨幣需求財富收入利率期限結構貨幣流通速度等問題的研究仍在繼續。在貨幣需求動機方面,S.魏因特勞布於1982年提出關於貨幣需求的七個動機,或歸爲商業動機、投機動機和公共權力動機,其中貨幣-工資動機和公共權力動機是較新的思路,從而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政策涵義

由於貨幣供給是影響社會總需求以至總供給的重要政策變量,因此,如何確定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之一。合理預測和調節貨幣供應量,必須在理論與實證兩方面對貨幣需求進行科學的分析,以

此爲基礎來調控貨幣供給以實現總供求平衡

1.貨幣政策的界定。這涉及到人們對貨幣需求關系的界定問題。具體地,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分五項:(易綱,1996)中央銀行對專業及商業銀行貸款準備金比率利率貼現率,備付金率,以及限制貸款總量存貸比要求。本文將含這五項的貨幣政策稱爲廣義貨幣政策,而將僅含前三項的貨幣政策稱爲狹義貨幣政策。鑑於區別廣義與狹義的後兩項貨幣政策本質上代表着國有經濟部門在計劃機制的軟預算約束下的投資需求行爲本文將由這種行爲引致的貨幣量變動視爲貨幣需求的變動。換句話說,本文把廣義貨幣政策中政府代表國有企業行爲從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職能分離开來,僅將後者(即狹義的貨幣政策)視爲貨幣政策。

2.實證分析的尺度。從對理論假說的證僞要求看,通用的數據列舉方式往往過於粗糙、分辨率低。這裏,人們主要規定兩種尺度:一是劃定肯定理論成立的實據須與數據關系中參數的穩定性(即時不變性)相對應;二是規定理論假定的基本關系一般僅與數據信息中的長期部分相對應。前一規定將理論隱含的規律性表述爲可測信息;後一規定則力圖根據理論隱含的抽象長期均衡將數據信息分離成長期短期部分。後一規定對人們討論貨幣政策的短期長期目標是十分必要的。

3.貨幣指標的選擇問題。在M0M1和M2三個通用指標中,本文統計指標的匹配程度出發,選用M1貨幣指標。不採用M2的主要理由是,M2包含的貨幣存量部分,與國民總產值這類代表社會總收入流量指標不相匹配。通常,存量與流量比例時序總是時變的,但這並不反映理論隱含的規律性。M0曾一直是中國主要的貨幣指標,而且直至九十年代初期,M0一直與M1呈线性同步增長。但近些年來,兩者間的差距日趨顯著。這反映着活期轉帳業務相對於現金業務的迅速增長,即貨幣流量現金比例的迅速下降。這一現象是符合銀行業迅速發展的客觀現實的。因此,M1與代表社會總收入流量指標之匹配程度最好。

4.實證推斷所忽略的情況。爲簡化問題,在計量模型結果基礎上對上述兩個設定做推斷時,忽略了兩方面的可能性:一是貨幣政策實施時含系統失誤的可能性;二是數據指標統計時含系統誤差的可能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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