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性陷阱
流動性陷阱的現代解釋：
流動性滯存主要包括：⑴、居民和企業的現金窖藏；⑵、銀行的存差。
銀行的存差部分可以變爲國債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國債部分可通過政府支出花出去，用於實體經濟部門，而在中央行存款的部分則只能滯存於銀行系統內。至於企業和居民的現金窖藏，則明顯是流動性滯存。
窖藏還有另一種形式，就是當銀行存差過大時，銀行爲減輕存款利息負擔，會降低居民和企業在銀行存款的利息率，進一步取消存款利息，甚至對存款收費。在銀行不是通過貸款，而是直接通過存款來獲益的情況下，就相當於存款者通過銀行來窖藏現金，這與租用銀行保險箱類似。這時，銀行成了吸收資金的“黑洞”。真正的流動性陷阱就出現了。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一般是從利率下調刺激經濟增長的效果來認識流動性陷阱的。按照貨幣—經濟增長（包括負增）原理，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可以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來改變利率。當貨幣供應量增加時（假定貨幣需求不變），資金的價格即利率就必然會下降，而利率下降可以刺激出口、國內投資和消費，由此帶動整個經濟的增長。如果利率已經降到最低水平，此時中央銀行靠增加貨幣供應量再降低利率，人們也不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那么單靠貨幣政策就達不到刺激經濟的目的，國民總支出水平已不再受利率下調的影響。經濟學家把上述狀況稱爲“流動性陷阱”。
根據凱恩斯的理論，人們對貨幣的需求由交易需求和投機需求組成。在流動性陷阱下，人們在低利率水平時仍愿意選擇儲蓄，而不愿投資和消費。此時，僅靠增加貨幣供應量就無法影響利率。如果當利率爲零時，即便中央銀行增加多少貨幣供應量，利率也不能降爲負數，由此就必然出現流動性陷阱。另一方面，當利率爲零時，貨幣和債券利率都爲零時，由於持有貨幣比持有債券更便於交易，人們不愿意持有任何債券。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增加多少貨幣數量，也不能把人們手中的貨幣轉換爲債券，從而也就無法將債券的利率降低到零利率以下。因此，靠增加貨幣供應量不再能影響利率或收入，貨幣政策就處於對經濟不起作用狀態。
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爲無窮大的情況。
在以利率爲縱軸,貨幣量爲橫軸的平面座標圖上,可以用貨幣需求曲线上與某一最低限度利率水平相對應的一段平行於橫軸的曲线來描述流動性陷阱。出現這種情況，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將完全被投機性貨幣需求吸收，不再會引起利率的下降和投資的增加。這是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首先提出的，但將其命名爲流動性陷阱的則是英國經濟學家D.H.羅伯遜。凱恩斯認爲，人們對貨幣的需求，同時受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支配，就是說，它既是國民收入的函數，也是利率的函數。由於利率的不確定性將造成債券價格升降，人們便有機會在持有債券和持有貨幣之間進行選擇。當市場利率降低（債券價格提高），且低於某種“安全水平”時，人們預期未來利率將上升（債券價格下跌），從而愿意多持有貨幣。反之，人們就會少持有貨幣而多購买債券。上述對持幣動機及對貨幣需求的解釋，實際上並未超出古典學派的視野。不同的是，凱恩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了一種特殊的情況,即當利率降至某種水準時,則根據上述理由，靈活偏好可能變成幾乎是絕對的；這就是說，當利率降至該水準時,因利息收入太低,故幾乎每人都寧愿持有現金，而不愿持有債務票據。此時金融當局對於利率即無力再加控制。他認爲，金融當局對於市場利率，並不總能隨心所欲地加以調節；利率降至某一水平之後，任何措施都不再能使它下降。這種無能爲力的狀況，恰如落入陷阱一樣。
流動性陷阱的存在，意味着運用貨幣手段來解決經濟蕭條問題可能是無效的。這一結論動搖了古典學派的理論根基。因此，圍繞流動性陷阱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爭論很大。凱恩斯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經濟學家J.托賓在其早期論文中，曾運用若幹資料證明了流動性陷阱的存在，並明確得出貨幣政策不如財政政策有效的結論。然而，另兩位美國經濟學家M.布隆芬布雷納和T.邁耶同樣進行了實證研究，卻得出流動性陷阱並不存在的結論。貨幣主義代表人物M.弗裏德曼則持某種折衷態度。一方面，他否定有流動性陷阱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爲市場利率不可能無限降低，因爲人們需要以貨幣來替代其他金融資產的普遍愿望會使利率的下降有一個最低的限度。
從宏觀上看，一個國家的經濟陷入流動性陷阱主要有三個特點：
(1)整個宏觀經濟陷入嚴重的蕭條之中，需求嚴重不足，居民個人自發性投資和消費大爲減少，失業情況嚴重，單憑市場的調節顯得力不從心。
(2)利率已經達到最低水平，名義利率水平大幅度下降，甚至爲零或負利率，在極低的利率水平下，投資者對經濟前景預期不佳，消費者對未來持悲觀態度，這使得利率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槓杆作用失效。貨幣政策對名義利率的下調已經不能啓動經濟復蘇，只能依靠財政政策，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等手段來擺脫經濟的蕭條。
(3)貨幣需求利率彈性趨向無限大。
流動性陷阱在金融層面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全部金融機構的存款以加速度的方式在增長，這推動了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快速上升。從去年9月份开始，全部存款的月度同比增速不斷上升，從不到16％上升至今年8月份的18％強。從構成看，全部存款的快速增加主要歸因於佔比達到一半左右的居民儲蓄存款的變化。去年9月份居民儲蓄存款的增速不到15％，今年8月份已經超過了17％。由於存款是廣義貨幣M2的主要構成，因此，同期M2也表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增長速度由去年9月份的不到14％上升到今年8月份的17％強。
流動性陷阱在實體經濟中的表現是國內需求开始下滑。在中國GDP的支出構成中，投資和消費佔比一直在95％以上，其中，投資需求佔比、即資本形成率具有典型的順周期特徵，而消費佔比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處於下降態勢。在1990至2000年的經濟周期中，資本形成率自90年的35.2％一路上升到93年的43.5％，並在94和95年維持在40％以上的水平，此後即一路下降到2000年的36.4％。2001年，隨着本輪經濟周期的啓動，資本形成率再次由不到39％上升到去年的近44％。今年，截至到8月份的投資累積同比增速依然達到27％強，但同去年上半年高達40％、甚至50％的增速相比，顯然已經是強弩之末。如果進一步考慮石油價格和其他原材料、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度攀升，實際投資增長率更是要低得多。
“錢”多的第一個原因是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根據新加坡市場非交割的人民幣遠期匯率(NDF)報價看，自1999年直至2002年10月份，市場一直預期人民幣要貶值。隨着本輪經濟周期的啓動逐漸明朗，匯率預期在2002年11月份發生了逆轉。以三個月NDF爲例，在2004年10月份之前，除少數時段，大部分時間的報價都在幾百個基點的範疇。從04年11月份开始，升值預期突然增強，在今年2到4月份稍有緩解之後，報價都維持在1000、甚至接近於2000基點的水平，即市場始終預期未來3個月的升值率在1％到3％之間。如果以1年和5年的NDF報價看，則預期的升值幅度在5％到15％之間。
與強烈的升值預期相比，人民幣資產與美元資產的收益率卻相差不多，甚至高於後者。就短期流動性資產的收益而言，中國的銀行間拆借利率只比美國聯邦基金利率間低2％強；就中長期流動性資產的收益而言，中國的國債收益與美國的國債收益基本相同；就流動性較差的實體投資收益而言，中國的平均收益率至少維持在GDP增長率、即9％左右的水平，遠高於美國。至於對中國房地產的投資，由於非居民購买住宅不受任何限制，由於投資房地產業的外資企業能夠享受到與其他國外直接投資同樣的稅收優惠待遇，不僅收益率非常高，流動性也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着眼於短期的熱錢，還是着眼於中長期投資的境外資金，都自然會對人民幣資產趨之若騖，從而導致外匯佔款的快速上升。由於外匯佔款是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來源，在央行不完全對衝的情況下，廣義貨幣必然隨之增加。
“錢”多的第二個原因是居民總體的消費意愿下降、儲蓄上升，而這同中國收入分配結構日趨不合理有着密切的關系。從國際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分配結構的指標、即基尼系數看，中國在1994年就已經超過了分配結構不合理的警界线，並且，還呈現日趨惡化的態勢。在這種情況下，中、低收入羣體雖然具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但可支配收入相對減少；高收入羣體盡管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但收入增長卻較快。這就導致總體的消費傾向逐漸下降，在統計上表現爲國內消費需求佔GDP的比重不斷下滑。
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最明顯之處在於城鄉收入差距拉大，以至於農村居民總體的消費佔比下降。可以看到，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雖然城市居民消費佔比在上升，但後者的上升幅度難以抵償前者的下降幅度。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同樣體現於城鎮家庭中，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數據顯示，2003年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困難戶的10倍。從不同城鎮家庭消費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困難戶達到106％強，消費佔比隨收入增加逐次遞減，直至最高收入戶的不到67％。隨着經濟周期的下行，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羣體還將面對工薪收入相對減少的局面。收入分配結構的這種變化將使得整個經濟的消費傾向進一步下降。實際上，城市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自2000年來就一直處於微弱下降的態勢。
“錢”無處可用的主要原因除了起因於當前經濟周期下滑的影響之外，主要就在於投、融資體制改革遠未完成。就前者而言，從2004年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投資體制改革方案看，絕大多數項目依然要核準，而所謂“核準”，其與行政“審批”只是語境上的一點差異。這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政府對民間投資的態度是:“你投資，他歡迎；你盈利，他收稅；你犯法，他抓人；你破產，他同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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