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數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CorradoGini，1884-1965）於191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被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
基尼根據洛倫茨曲线提出的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設實際收入分配曲线和收入分配絕對平等曲线之間的面積爲A，實際收入分配曲线右下方的面積爲B。並以A除以（A+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這個數值被稱爲基尼系數或稱洛倫茨系數。如果A爲零，基尼系數爲零，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等；如果B爲零則系數爲1，收入分配絕對不平等。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洛倫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數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趨向不平等，洛倫茨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數也越大。
國際上用來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標很多。基尼系數由於給出了反映居民之間貧富差異程度的數量界线，可以較客觀、直觀地反映和監測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預報、預警和防止居民之間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和普遍採用。
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於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佔總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數最大爲“1”，最小等於“0”。前者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個單位的人全部佔有了；而後者則表示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絕對平均，即人與人之間收入完全平等，沒有任何差異。但這兩種情況只是在理論上的絕對化形式，在實際生活中一般不會出現。因此，基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只能介於0~1之間。
基尼系數，按照聯合國有關組織規定：
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
0.2-0.3表示比較平均；
0.3-0.4表示相對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經濟學家們通常用基尼指數來表現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這個指數在零和一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
通常把0.4作爲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發達國家的基尼指數在0.24到0.36之間，美國偏高，爲0.4。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基尼系數都超出0.4。
此外，洛倫茨曲线講的是市場總發貨值的百分比與市場中由小到大廠商的累積百分比之間的關系。洛倫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數也越小。
世界銀行發表了一份數據，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的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目前全球基尼系數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納米比亞，亞洲地區的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基尼系數都超過0.4。2001年以後，香港甚至達到0.525，2006年更高達0.533，成爲發達國家及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區；即使把發展中國家包括在內，香港也在全球貧富差距最嚴重程度中名列前矛，僅次於薩爾瓦多、哥倫比亞、洪都拉斯、智利、危地馬拉、巴拿馬、巴西、津巴布韋、南非、巴拉圭、玻利維亞、海地、中非共和國、塞拉利昂、博茨瓦納、萊索托、納米比亞而排名倒數18位。
改革开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貧富差距逐步拉大，綜合各類居民收入來看，基尼系數越過警戒线已是不爭的事實。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自2000年开始，中國的基尼系數已越過0.4的警戒线，並逐年上升。1978年中國基尼系數爲0.317，2006年則升至0.496。
這意味着，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統計顯示，總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佔收入的份額僅爲4.7%，而總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佔總收入的份額高達50%。這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羣體差距懸殊等方面。2006年，城鎮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組(4567.1元)的5.6倍；農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組(1182.5元)的7.2倍。
中國基尼系數最低的地方是浙江，最高的地方是貴州。浙江的老百姓創業多，民營企業多，中等收入人羣龐大，而貴州個體私營經濟少。貴州、甘肅、青海等地的基尼系數都高。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研究員2010年8月6日說，早在2004年，中國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就已經達到0.44，這之後，中國收入差距呈繼續擴大趨勢。收入差距過大方面，中國自1992年开始，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就已達到0.4，並且近年來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呈現出上漲趨勢。早在2004年，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就已達到0.44，這一數字已超過國際上公認基尼系數0.4的警戒线。由此可知，2004年全國收入差距已經處於一個非常不平等的狀況。2004年之後，全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僅沒有得到緩解，而且呈現出繼續擴大的趨勢。[1]
一方面，樂觀者認爲，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的國際警戒线，但因城鄉差距大是造成中國基尼系數較高的原因之一，因此不能照搬國際統計口徑。而且，中國經濟處在發展上升階段，從總體上看，貧困人口是逐步在下降和減少，人民羣衆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同時，由於中國居民分布在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中，再加上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居民很難體會到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而無論是城鎮內部還是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都仍處於合理區間內。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認爲，近幾年中國基尼系數連續上升，並都在警戒线以上，貧困地區和貧困羣體較之富裕地區和富裕羣體差距較大，因此提醒說，若不採取相關措施，中國的貧富差距還有可能繼續惡化。
中國基尼系數居高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小企業發展不充分，中等收入人羣太少；二是從產業結構上看，農業領域中很多的人分很少的“蛋糕”，平均收入太少，而第三產業中的服務行業發展也很不充分。
基本思路是加快將農民從農業領域中轉移出來，發展中小企業，擴大中等收入人羣，讓更多人充分就業。
貧富差距巨大的問題不僅僅從經濟結構上扭曲着中國經濟,也同樣從動力上瓦解着中國的經濟增長。民富才能國強,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內需才能拉動,經濟復蘇才能持久,社會才能穩定。爲縮小貧富差距,使我國經濟發展從嚴重依賴外需過渡到主要依靠內需的支撐,我們建議:從“十二五”規劃期开始,從制度、體制和政策上,進行較大力度的改革,切實解決財富分配方面的四大失衡,使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制度的天平應向“貧弱”一方傾斜:
一、完善分配領域的稅收體系
通過稅收增減來調節和縮小社會貧富差別,是最有力的減少社會階層矛盾和動亂因素的有效手段。
要改變我國在初次分配中把過多的資源分給強勢羣體和大企業的做法,並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衆傾斜,財稅要瞄準消費傾向大的普通百姓採取讓利政策:(1)進一步提高“個稅”起徵點,減少普通百姓的徵稅額,取消低收入者的納稅。(2)盡快开徵遺產稅、財產贈與稅、房地產增值稅等稅種,讓暴富者爲社會平安提供些補償。(3)對大小非、大小限等以1元买股卻十幾元、幾十元賣股獲得暴利者,應徵收暴利稅。(4)應根據貧富程度和收入差別拉开稅收的不同檔次。(5)將從企業徵收的“增值稅”改爲到流通環節徵收的“消費稅”,以此促進政府從保經濟增長的“投資財政體制”轉向保民生的“公共財政體制”。
二、大幅提高職工收入和投資者收入
低工資曾被認爲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優勢,然而,長達30年的低工資,使中國的國富民強成爲奢望,更使中國的消費市場無法拉動。中國工人平均工資至今仍只是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而且沒有什么社會保障。因此,有必要大幅度提高廣大羣衆工資收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同時,要通過進一步改革新股發行制度,堵住最大的掠奪民衆的通道。新股應全流通發行,而且公衆股和大小非、大小限股票的發行成本應接近。這樣,大小非對市場的衝擊和壓力也會減少,公衆股投資者的利益也不會被大小非和機構剝奪。同時改革新股詢價制度,改變超高市盈率發行,在一級市場制造泡沫到二級市場掠奪的不合理現狀,解決特權機構的無風險暴利、上市公司高價圈錢等弊端。
另外,中國股市是全世界融資比例最多的市場,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大多數國際市場都沒有發行幾只股票。然而僅2009年下半年,中國股市就替上市公司融資達5000多億元,僅12月份一個月就發行新股35家,而且發行市盈率高達70倍甚至100倍!超過上市公司需要募集的資金200%多甚至300%!建議制定嚴格的措施和規定,遏止上市公司“鐵公雞”現象,規定上市公司必須合理分紅,同時控制新股發行節奏,逐步形成真正鼓勵長期投資的環境。
三、變資源向大企業傾斜爲向中小企業傾斜
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過多地把資源向國有大中型企業集中,而國有企業效益低下、浪費嚴重的狀況並無改變,各級政府還將許多優惠政策向外資企業傾斜,然而外資獲得的利潤再多也是要全帶走的,並不能惠及中國老百姓。而真正吸納大量就業的中小企業卻得不到多少優惠
因此,今後國家應更多地將優惠和扶持轉向國內中小企業,除向民營企業开放許多行業的準入禁區外,還應在稅收優惠、資金支持上給予更多的傾斜。
四、加快社會保障和醫保改革進程,解除民衆消費的後顧之憂
由於前期民生欠账過多,現在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個人账戶的空账高達萬億之巨,而且空账每年還以1000多億元的規模擴大,而個人账戶現有實際資金的總額不超過500億元。應趁着現在政府財政殷實,儲蓄率高,盡快把民生的欠账補起來,把錢實實在在地投到醫療、教育、廉租房、環保等公共服務上來,解除制約消費的瓶頸,提高居民的實際購买力。
五、加大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救助弱勢羣體
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時,還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動員民間資源,通過企業和個人的捐贈進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現代慈善組織機構、鼓勵民間組織參與,救濟特困階層;同時在稅收上實行慈善抵稅制度,財政槓杆上給慈善捐助以鼓勵。充分利用民間資源和慈善捐助,共同進行慈善事業,可以和政府行爲互相補充。
六、將壟斷行業高收入和高管薪酬控制在合理範疇
針對四大失衡狀況,一方面向民衆傾斜,另一方面要對佔有過多者有所遏制。打破壟斷,放开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壟斷行業的“準入限制”,讓國內民營企業進入這些行業充分競爭,同時放松政府對價格的管制,讓政府之手從這些施加影響的領域逐步退出,發揮市場的選擇優勢。當這些行業不再享受壟斷暴利,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就會逐步拉平。
同時,應完善國有公司治理和規範高管薪酬。對國有企業的高管薪酬應加以限制,高管薪酬與職工收入增長一般不應超過職工工資5倍,以合理的分配機制鼓勵廣大職工和科技人員創新、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推動企業又好又快發展。還應迅速落實公布官員及子女財產的制度,人民的公務員不能接受人民監督,這在哪個國家都是說不過去的。
七、大幅降低政府开支,節流部分用於惠民
我國各級部門行政开支過高,據統計,2007年我國政府开支佔財政收入的29%,美國爲9%,歐洲爲5%,而日本僅佔4%。這些年我國GDP每年增長不到10%,但稅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長速度卻是百分之二三十,顯得極不正常,地方政府還擁有數額龐大且缺乏監督的賣地款等預算外开支。豪華辦公樓、公務豪車、公款喫喝、公款旅遊等幾項所耗費用就十分巨大。
因此,要採取硬措施約束政府的行政开支,減少公共財力被濫用,改變彌漫於官場的奢靡風氣,增加政府財政活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八、完善國家規則及幹部考核評價指標
放棄只看重GDP的考核方式,以人均收入的提高爲主要的考核指標。建議從“十二五”規劃期起,把縮小貧富差距作爲重要的計劃指標之一。把保GDP增長變爲保利潤、保人均收入增長,真正落實“以人爲本”、共同富裕的理念。
九、有效約束官員權力,遏制政府與民爭利
由於目前的政治體制構架決定了民衆對政府幾乎沒有制約能力,而且近十年來政府越來越強勢,政府官員把持和支配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權力,在權力集中化和經濟市場化並行的過程中,不少政府部門利用公權力與民爭利的現象時常發生。
例如,現在很多地方政府成爲賣地商,官商勾結本是政治的大忌,有些地方甚至是官商一體。在農村土地徵用中,不少地方的農民利益也處於嚴重的被剝奪中。
因此,在土地出售、行業準入、中小企業支持等領域,政府應向民間讓利而不是與民爭利這是拉動消費的當務之急。
十、政治體制改革應有實質性進展
目前嚴重的貧富差距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演化過程後呈現出來的最後結果。因此,扎扎實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實現分配結構調整、減少貧富差別、拉動內需的必要前提。
因此,應通過改革人大制度、改革幹部選拔和考核制度、改進輿論監督機制、維護互聯網網民的充分議政權力,來有效增加民衆權力,以形成對官員權力的少許制約,促使權勢集團向公衆利益有所讓渡,這既對保護幹部健康發展有益,又能使減少貧富差距、拉動國內消費的舉措真正落實。相關鏈接
壟斷行業工資過高危害甚大
在第三屆薪酬管理高層論壇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步正發再次批評了壟斷行業工資過高的問題。(5月18日《人民日報》)。
壟斷行業工資過高的危害有以下幾點:
首先,壟斷行業工資過高,損害了全民的利益。因爲這些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都是國有企業,他們所獲得的利潤,應該歸國家所有,並且由國家在全民範圍內合理地進行分配,包括用於對教育、醫療衛生、文化事業的投入以及扶助貧困人口等。但壟斷行業過高的工資,實際上擠佔了國家,也就是全民應得的份額,在客觀上構成了對全民利益的無理剝奪,這當然是不合理、不公平的。
其次,由於這些壟斷行業多半是行政壟斷,並不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勝出後形成的自發壟斷,所以它們的技術水平往往並不高,其管理和提供的服務也存在許多問題,而且他們也沒有盡快改進的動力和緊迫感。
第三,壟斷行業員工的收入與付出不成比例,也破壞了人才價值規律,使青年產生錯誤的心理預期。步正發在講話中舉例說,某市電力集團公司一名普通職工的月工資不到6000元,但是加上獎金、住房公積金及各種補貼後,其年薪可達15萬元,相當於全國職工年均工資的10倍。實際上,我認爲這個收入也超過了許多擁有碩士、博士學位的白領的收入。正常的市場經濟向求職者發出的信號應該是:你的能力越強,貢獻越大,收入就會越高;但壟斷行業過高的收入發出的信號卻是:你的能力和貢獻同你的收入沒有必然聯系,卻和你選擇的行業有極大關系。顯然,如果這種觀念盛行,青年就很難愿意加大投入來提高自己的素質,整個社會的效率都會因此而受到影響。
盡管政府行政權力是導致收入分配秩序紊亂的根源，但作爲政府附庸的國有企業才是擾亂收入分配秩序的始作俑者。因此，關鍵要斬斷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聯系。凡是與公共利益無關的國有企業，國家逐漸減少持股比例，最終成爲由社會資本控制以營利爲目標的現代化企業。對於涉及到公共利益的國有企業，政府要直接經營。
通過建立行之有效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積極推進《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實施等，保證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同時，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積極推動農民收入增加，逐步縮小嚴重的城鄉收入差距。
完善政府再分配機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一要建立切實可行的收入監測制度，從根本上消除逃稅、漏稅；二要改革中國個人所得稅制度，將分類所得稅轉變爲綜合所得稅，提高個人所得稅免徵額等；三要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發展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醫療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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