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佔款
外匯佔款(Funds outstanding for foreign exchange)是指受資國中央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由於人民幣是非自由兌換貨幣,外資引入後需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人流通使用,國家爲了外資換匯要投人大量的資金增加了貨幣的需求量,形成了外匯佔款。[1]
銀行購买外匯形成本幣投放,所購买的外匯資產構成銀行的外匯儲備。由於銀行結售匯制由銀行櫃臺結售匯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層市場體系組成,兩個市場上外匯供求都存在管制剛性。因而外匯佔款也就相應具有兩種含義:一是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中收購外匯所形成的人民幣投放;二是統一考慮銀行櫃臺市場與銀行間外匯市場兩個市場的整個銀行體系(包括央行和商業銀行)收購外匯所形成的向實體經濟的人民幣資金投放。其中前一種外匯佔款屬於央行購匯行爲,反映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後一種外匯佔款屬於整個銀行體系(包括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購匯行爲,反映在"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信貸收支表"中。
與兩種含義的外匯佔款相對應,在嚴格的銀行結售匯制度下,中央銀行收購外匯資產形成中央銀行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而整個銀行體系收購外匯資產形成全社會的外匯儲備。全社會的外匯儲備變化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儲備資產"下的"外匯"一項。我們日常所說的外匯儲備是全社會的外匯儲備。
兩種含義的外匯佔款對國內的人民幣貨幣、資金各有不同的影響。具體表現爲:1、中央銀行購匯→形成央行所持有的外匯儲備→投放基礎貨幣;2、整個銀行體系購匯→形成全社會外匯儲備→形成社會資金投放。
1994
貨幣供應量作爲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宏觀調控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IMF貨幣結構調整的基本公式,貨幣供應量M=PSBR—GP+LP+NF,其中,PSBR代表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即財政赤字的融通,GP爲向非銀行的公衆借款,LP爲商業銀行對公衆的貸款,NF爲國外淨資產,也就是說,貨幣供給有兩部分來源,一是國內銀行體系總信貸(PSBR—GP+LP),二是國外淨資產的改變(NF),國外淨資產是導致基礎貨幣變化的重要因素。國外淨資產由外匯、黃金佔款和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機構的淨資產構成。其中,外匯、黃金佔款使中央銀行用基礎貨幣收購的,收購外匯所產生的基礎貨幣稱爲外匯佔款。國內也有人認爲外匯佔款是指國外淨資產改變而產生的貨幣供給,通過上述分析可知該定義不十分準確。
中國外匯佔款的不斷增長主要緣於兩方面,一方面是近年來我國外貿和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較快,企業不斷地將外匯出售給商業銀行以換取人民幣,商業銀行又不得不將大量外匯出售給央行以換取人民幣,導致外匯佔款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是由於國際熱錢的流入。隨着我國資本項目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近年來,國際熱錢持續流入我國的資本市場(如股市、匯市),爲保持匯率穩定,國家必須購买交易市場上溢出的外匯,在外匯管理局账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佔款,近年來中央銀行爲收購熱錢已付出上萬億元的人民幣資金。
外匯儲備作爲一種金融資產,它的增加無異於投放基礎貨幣。外匯儲備增加越多,人民幣的發放增長越快。因爲,官方儲備是由貨幣當局購买並持有的,其在貨幣當局账目上的對應反映就是外匯佔款,外匯佔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礎貨幣量,再通過貨幣乘數效應,造成了貨幣供應量的大幅度增長,使得流通中的人民幣迅速增多。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增加了4619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按2007年1:7.5的匯率比價,全年就有34642億元的基礎貨幣被投放。這不僅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且弱化了貨幣當局對貨幣供應量控制的能力,不利於央行宏觀調控目標的順利實現。因爲,當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時,爲了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貨幣當局必須使用金融工具,如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等手段來對衝過多的外匯佔款。而近年來,面對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央行除了正回購、發行央行票據來對衝外匯佔款之外,已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可用,也沒有有效的資產來對衝過多的外匯佔款,顯示出對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無奈,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外匯佔款是一個專業性較強的問題,特別是在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佔很大比重的中國,涉及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過多的外匯佔款會導致經濟過熱、通貨膨脹,迫使政府實行緊縮型的貨幣政策。
1. 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2.貨幣政策工具
1994年以來,外匯佔款逐年增加,爲了減少外匯佔款對於基礎貨幣投放的影響,避免貨幣供給量大幅增加而帶來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和實際匯率的升值,央行不得不採取措施衝銷外匯儲備的流入。即當外匯市場出現供求不平衡時,中央銀行买入或賣出外匯,從而相應地投放或收回基礎貨幣。1997年以前央行的對衝手段主要是收回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1997年後央行开始採用公开市場業務衝銷外匯佔款,並且事實上,公开市場操作已成爲我國最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
但作爲公开市場業務主要工具的國債,中國國債的期限較長,品種不多,使公开市場業務缺乏載體,市場的交易量小,所以中央銀行利用對衝手段維持合適的貨幣供應量的余地也越來越小。有數據爲證,自2003年2月10日以來,爲保持基礎貨幣的平穩增長和貨幣市場利率的相對穩定,央行在公开市場連續進行了20次的正回購操作,回籠基礎貨幣量總額達2140億元。但隨着操作次數的頻繁,央行到去年底手持的大約2863億元的國債面值,除去20次正回購佔用部分,目前國債余額只爲原來的四分之一,繼續進行正回購操作的空間已經不大,回購的力度不斷減弱。而3月末M2余額高達19.4萬億元,同比增長18.5%;國家外匯儲備余額3160億元,同比增長38.8%,貨幣供應量充足有余,資金回籠的任務仍然艱巨。爲確保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繼續回籠基礎貨幣,對衝快速增長的外匯佔款(爲支持經濟增長,2001年以來央行不斷通過外匯佔款方式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央行在2002年4月22日試點的基礎上,开始正式發行央行票據,通過央行票據實施正回購的功能。可以認爲,外匯佔款的不斷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創新。
有數字證明,1994年以來外匯儲備的連續大幅增加使基礎貨幣投放對外匯佔款的依賴性增強,1994年至1997年間,一半以上的基礎貨幣是通過外匯佔款的形式投放出去的。1998年外匯儲備增幅的急速下降導致基礎貨幣投放阻滯,1998年2月,出現了基礎貨幣減少6億元的現象。1998年5月26日,中央銀行开始恢復於1997年停止的國債回購公开市場業務,政策調整的速度滯後了一個多季度。剔除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這一因素,1998年基礎貨幣增加3323億元,比1997年少增加482億元,廣義貨幣M2增長15.3%,增幅比1997年下降2個百分點。由於外匯佔款的急劇減少導致的基礎貨幣少增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通貨緊縮。1999年开始,針對1998年外匯儲備和外匯佔款增長速度迅速下降的情況,中央銀行加大了投放基礎貨幣的力度,例如1999年外匯佔款增加了1013億元,而1998年外匯佔款僅增加440億元。(參見下表)2000年後外匯佔款穩步增加。
表11994-2002年外匯佔款變動表
資料來源:1、戴相龍主編:《中國貨幣政策報告(1999)》,中國金融出版社;《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2001年,第1期。
2、2001年、2002年數據來自人民銀行2001年、2002年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可以看出外匯佔款已成爲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之一。隨着我國銀行存款的增加,再貸款的作用逐步降低,同時外匯佔款相對於其他一些貨幣投放方式的重要性也處於上升中,這些其他貨幣投放方式包括調整存款準備金、貨幣市場的公开市場運作等。其中存款準備金的調整由於不能經常性地運用,而國內債券市場的規模較小和發育程度較低等也削弱了公开市場運作的有效性。所以根據以上對若幹貨幣投放渠道的分析可以認爲,未來我國貨幣供給中外匯佔款將繼續充當主要角色。
由再貸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必須經由以下環節才能產生派生存款:再貸款 →商業銀行對企業貸款→企業借款轉爲存款→創造派生存款。
在以上環節中,明顯存在商業銀行貸款決策時滯和企業借款時滯,這兩種時滯的存在必然延緩基礎貨幣轉化爲M1、M2的速度。但是,由結售匯產生的外匯佔款幾乎是一次性地立即轉化爲企業的人民幣存款,因此這部分M0轉化爲M1、M2的時滯遠低於由再貸款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會導致M1、M2的迅速擴張,這樣就可以一方面通過买入外匯而投放本幣,從而擴張貨幣供給;另一方面买入外匯使得外匯匯率提高從而達到本幣相對貶值,而增強本國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進而促進本國出口增長,這樣實際上達到了政策效果上的一舉兩得,這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央行的現行貨幣政策。
5.貨幣投向發生變化
通過外匯佔款投放的基礎貨幣的投向具有單一性,在銀行進行結匯時,貨幣的投放是這部分外匯收入的持有者,因此在地區上主要流向外匯供求順差的地區,在行業上主要流向出口部門。而在經濟生活中,這些出口外向型的企業資金遠遠比其他企業充裕。並且在外匯佔款急劇上升的同時,央行會通過收縮再貸款等方式對衝,其他企業得到資金的可能性進一步下降,從而承擔了部分的對衝成本。這樣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發生了改變,廣大的非外向型企業仍然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
中央銀行應根據國際收支的變化動態,從及時調節外匯供求出發,建議國家適當降低關稅,並在信貸、售匯規定方面進行傾斜和導向,通過有限度地刺激進口,增加國內短缺商品的供給,減少外匯佔款對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壓力,減少社會貨幣存量,平衡社會供求。
2. 合理確定外匯儲備水平
目前外匯儲備不斷增加是導致中國外匯佔款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應合理確定一個外匯儲備水平,減輕外匯佔款對貨幣供應的衝擊。外匯儲備水平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從理論上講,適量外匯儲備應結合國家宏觀經濟狀況、國際收支結構、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等因素綜合考慮。一般認爲,外匯儲備應保持支付三至四個月的進口用匯額和10%左右的外匯債務償還量。據此認識,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總量已非不足,中央銀行應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與外匯政策,調節經常項目的外匯收支,控制外匯儲備的再增,並充分運用匯率槓杆、利率槓杆、外債統計監測系統、國際收支統計申報體系等宏觀監控手段,對進出口收付匯、外資外債流出入等涉及國家外匯收支變動的趨勢進行長期分析,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同時,中央銀行應根據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加強國家外匯儲備的經營與管理,以免寶貴的外匯資源闲置。
在目前的情況下,盡管完全以自愿結匯取代強制結匯尚缺少一定的可行性,但是可以逐漸擴大持匯企業的範圍和持匯比例還外匯於民間,從而使過度向中央銀行傾斜的外匯分布結構逐漸趨向合理。更進一步地講,作爲一項政策建議,可以考慮將外匯账戶中的留匯比例作爲一項特殊的貨幣政策調控工具,通過調節企業和銀行外匯账戶保有外匯的比例,來控制外匯儲備的總量,從而調控外匯佔款的比重,達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效果。當外匯佔款增長較快引起貨幣供給壓力上升時,可以提高民間持匯比例。反之,當需要通過外匯佔款增加貨幣供應量時,則可以減少民間持匯比例。通過此項改進,有利於將外匯佔款調節發展成爲平抑經濟波動的貨幣政策工具。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穩定本幣幣值,以促進經濟發展。在外會佔款較多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要在發行央行票據的基礎上,創新外匯佔款的對衝工具,同時注意與其他工具搭配使用。另外要改變中央銀行成爲外匯市場主要买方的格局,允許更多的金融機構和外資企業參與外匯市場,使外匯市場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和高效率的運行機制。
外匯佔款對我國經濟造成的影響
1、外匯佔款增加對貨幣供給的影響 外匯儲備的增加使中國人民銀行必須購進美元,投放人民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爲外匯佔款的增加,其結果是基礎貨幣的投放.這使得外匯佔款成爲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中央銀行又無法直接控制外匯佔款的規模.它投入流通後,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還將成倍地增加我國的貨幣供應量.
大規模的計劃外貨幣投放,勢必影響我國的貨幣政策執行和穩定幣值目標的實現.
年份 | 外匯佔款(a) | 基礎貨(b) | (a)/(b)% | 外匯佔款年增加(C) | 基礎貨年增(d) | (c)/(d)% |
---|---|---|---|---|---|---|
1995 | 6774.5 | 2O759.8 | 32.6 | \ | \ | |
1996 | 9578.7 | 26888.5 | 35.6 | 28o4.2 | 6128.7 | 45.8 |
1997 | 13467.2 | 30632.8 | 44.0 | 3888.5 | 3744.3 | 103.9 |
1998 | 13728.3 | 31335.3 | 43.8 | 261.1 | 702.5 | 37.2 |
1999 | 14792 | 33620 | 44.0 | 1064.1 | 2284.7 | 46.6 |
2O0O | 14291.1 | 36491.4 | 39.2 | -501.3 | 2871.4 | -17.5 |
2001 | 17856.4 | 39851.7 | 44.8 | 3565.3 | 3360.3 | 1O6.1 |
2002 | 23223.3 | 45138.2 | 51.4 | 5366.9 | 5286.5 | 101.5 |
2003 | 34846.9 | 52841.4 | 65.9 | l1623.6 | 7703.2 | 150.9 |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數據庫.
由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國外匯佔款與基礎貨幣的關系.1995年,外匯佔款佔基礎貨幣的比例爲32.6%,隨後幾年該比例雖然有所反復,但總體是上升趨勢.2002年,該比例已超過50%.
2003年,更是達到65.9%.外匯佔款增量佔基礎貨幣增量的波動幅度則很大,1996年該比例爲45.8%,隨後增至103.9%,接着又大幅下降.其中2000年該比例爲負數,表明外匯佔款負增長,國內信貸增長彌補了外匯佔款負增長部分.其後3年的數據表明(都超過100%),基礎貨幣增量完全由外匯佔款增量貢獻,並且外匯佔款增量還彌補了國內信貸量的負增長部分.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我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外匯佔款已經成爲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特別是進人21世紀後.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貨幣供應量將成倍增加,這給中央銀行的貨幣調控帶來了巨大壓力,也極易引起通貨膨脹.
根據貨幣學派的理論,當經濟未達到充分均衡時,貨幣供給的增加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在我國,經濟的增長率與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長率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夏斌(2003)的研究報告也表明,在1997—2002年期間,銀行貸款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很強的解釋能力.從下表也可以看出,當金融機構貸款增加時,GDP增長也迅速;當金融機構貸款減少時,GDP增長則減速.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長率與GDP增長率存在高度相關性,呈正相關R=0.917(見表2).
我國金融機構的資金主要運用在各項貸款、有價證券及投資、外匯佔款等方面,如果金融機構的資金用在外匯佔款和證券投資方面的資金比例上升了,那么用在貸款方而的資金比例就相應要下降,從而會影響銀行貸款增長率.因此,大量外匯佔款會降低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抑制企業的生產和投資,導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
1998 | 15.5% | 7.8% |
1999 | 12.5% | 7.1% |
2000 | 13.4% | 8.0% |
2001 | l1.6% | 7.5% |
2002 | 15.1% | 8.0% |
2003 | 21.1% | 9.1% |
相關系數 | R=0.91 |
外匯佔款規模增大,會影響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目前,國家進行結構調整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財政資金和信貸資金.由於外匯佔款的擠壓,我國財政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越來越低,而且中央政府財政的比重也在降低.
信貸資金由於國家緊縮政策也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對結構調整(尤其是地區經濟結構調整)是乏力的.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在總量矛盾緩解的情況下,結構矛盾日益突出,重復建設的現象嚴重.與此同時,本應由財政支出的教育、醫療、衛生經費卻嚴重不足。這已經影響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減弱了經濟發展的持續後勁,必須要下大力度加以改變.
外匯佔款的增加對我國的產業結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結售匯制度的存在,隨着外匯佔款的逐漸增加使得我國外向型企業較容易通過結匯獲得充裕的人民幣資金,從而這些企業的發展條件相對較爲寬松,這對其生產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技術人員、勞動力更進一步向外向型企業轉移.這是因爲內向型企業由於資金不足,开工率低,對勞動力的需求日趨減少,大量技術人員下崗,而外向型企業由於資金相對比較充裕,仍有擴大生產的勢態,這勢必促進技術人員和勞動力向外向型企業流動.
其次是大量的原材料向外貿部門轉移.外向型企業有較充裕的資金,可以在生產資料市場上處於主導地位,爲其及時低價的購买原材料與機器設備創造了良好的資金環境.較低的成木又加強了外向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創造更高的利潤.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使得外向型企業得到了更長足的發展.我國外向型部門主要是外商投資企業從事的加工貿易.而加工貿易的發展,一方面,造成我國貿易依存度過高,致使我國外貿出口缺乏持續增長的潛力;另一方面,衝擊了國內相關原料工業的發展,不利於帶動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在加工貿易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完全掌握市場和銷售渠道,嚴密控制關鍵技術,把技術和產品的开發能力大多留在境外,而中方只參與簡單的加工裝配環節.
此外,還有些外商投資企業甚至將技術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的工業轉移到我國生產,給我國的環境帶來災害性的後果.加工貿易以外商投資企業而非國有企業爲經營主體的格局,造成我國原有的大工業基礎和技術基礎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這也延滯了整個加工貿易的升級和國內配套程度的提高,從而延緩了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