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勢战略
比較優勢战略來源於比較優勢理論。比較成本理論認爲，不同國家生產不同產品存在勞動生產率或成本的差異，各國應分工生產本國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各個國家按照比較利益原則加入國際分工，從而形成對外貿易的比較利益結構。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發達國家資本和技術資源豐富，據此形成的貿易格局是：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和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中國家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現實的國際分工格局也基本如此。
比較優勢战略一般具有以下特點：
其一，比較優勢战略難以迅速發動工業化；
其二，比較優勢战略對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提升也具有雙重影響，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產業結構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比較優勢战略難以迅速促進資本形成和資本積累，也就不可能迅速提升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
其三，從理論上分析，比較優勢战略能使資源配置具有帕累托效率；
其四，比較優勢战略能夠實現以人爲本的經濟發展。 比較優勢战略和趕超战略的差別 從比較優勢战略和趕超战略的內在邏輯可看出，它們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漸進緩慢的發展道路，一個是跳躍式的發展道路。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後進國家的發展結果看，完全運用比較優勢發展起來的國家是十分少見的，大多數落入了比較優勢陷阱；同時，完全運用趕超战略也紛紛陷入了產業結構畸型發展，人民生活日益惡化，企業沒有競爭力。而能發展起來的國家一般是綜合運用兩種战略。
第一，比較優勢的主體應該是國家（或地區），而不是其他。比較優勢是就國家之間的競爭而言的，而並非是就產業而論。人們可以說，中國在紡織品生產方面比美國具有比較優勢，但人們不可以說，電腦芯片業比煤炭採掘業具有比較優勢，因爲比較優勢的主體應當是國家，它是就國與國之間的狀況而論的。產業之間的演進升級，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而與比較優勢無關。
第二，比較優勢並不只是爲了出口。比較優勢這一概念是在國際貿易理論中提出來的，但如果把它僅限於國際貿易領域，那就大錯特錯了。隨着全球市場一體化的進展，所有的產品競爭都帶有全球化的特徵，即便人們自己生產的產品在國內市場上銷售，實際也是個國際競爭。道理很簡單，如果你的產品沒有比較優勢，那么，你的產品非但無法進入國際市場，而且國外的產品會進來把你擠垮。所以，比較優勢並不僅僅是爲了出口，也是在國內市場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第三，人們目前使用的比較優勢概念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亞當·斯密提出的是絕對成本優勢理論，大衛·李嘉圖提出的是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嚴格地說，二者是存在差別的。比如，目前中國在某些機電產品的生產上具有成本優勢，同樣生產一臺微波爐壓縮器，美國需要30美元，日本需要20美元，但在中國僅需要5美元，嚴格來說，這是一種絕對成本優勢，是不同於相對成本優勢的。但人們目前在使用這一概念的時候，對兩者並沒有嚴格區分，而是泛指一種相對優勢。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此表示反對。寧向東認爲，實施勞動密集型战略必須要具備兩個前提：一是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所佔的比重較大，另一個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生產者的供給能力並非過剩。隨着產品科技含量的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在總生產成本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很多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具備第一個前提條件。就第二個前提條件而言，大量發展中國家投身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結果，造成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獲利空間減少，因此這個前提條件也不存在了。洪銀興認爲，隨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不僅產品可以在國與國之間流動，資源、生產要素也可以流動，而且，通過人力投資，勞動力技能和素質的提高可以克服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劣勢。因此，勞動力豐富的優勢並不能轉化爲實際的競爭優勢。
通過以上爭論人們可以看出，雙方爭論的焦點並不在比較優勢本身，而在於具體的比較優勢的判斷上。前者認爲勞動力豐富構成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進而構成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優勢，後者認爲勞動力豐富並不必然造成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更不代表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必然具有優勢。那么，應當如何看待這種爭論呢？人們認爲：
第一，勞動力豐富導致勞動力價格便宜，勞動力價格便宜造成產品生產成本比較低，因而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這一基本鏈條是成立的。據預測，今後20年是中國勞動力資源最爲豐富的時期，每年勞動力資源供給總量超過8億，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000萬，強大的就業壓力使勞動者工資處於一個非常低的水平。即便考慮到素質差異，一個美國工人的生產效率是中國工人的10倍，但兩國的工資差異在30—40倍之間，因此在勞動力成本方面仍然具有優勢。因此，在今後一段時期內，發揮比較優勢就等同於支持和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這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第二，從實踐的情況來看，中國在國際競爭中表現比較好、處於優勢地位的產業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從中國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地區來看，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著稱的，無論是中山、順德的家用電器產業，還是溫州的皮鞋、服裝產業，都屬於這一範疇。從出口結構來看，比較大宗的出口商品，除了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是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組裝環節。中國對於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並非不關注，但效果並不明顯，增長速度遠遠不及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實踐的情況也說明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是切實存在的。
第一個因素是貿易壁壘。所謂比較優勢學說，它的成立是要有前提條件的，那就是自由貿易，所有國家的商品都可以自由地交易，沒有進口限制，沒有配額，只要世界人民需要，人們想賣多少就賣多少。如果這一假設前提不能滿足，那么比較優勢學說也就不能成立。應當說，在一般情況下，這一前提是滿足的，現在人們加入了WTO，關稅大大降低，外國的商品可以更方便地進來，而人們的商品也可以更方便地出去，貿易還是比較自由平滑的。
問題在於，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貿易足以產生對整個世界市場的衝擊，影響世界市場上某些產品的供求狀況，直至引起貿易摩擦和貿易壁壘。中國有高達40%的儲蓄率，2004年固定資產投資7萬億元，勞動力每年僅新增就有1000萬人，這些投資和勞動力如果都投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能力相當驚人，足以對整個世界市場同類產品造成嚴重衝擊。2004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達到95539億元，很多產品產銷量世界第一，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安。中國商品在國外也屢遭反傾銷等各種貿易壁壘的傷害。隨着中國貿易量的繼續增加，這種問題將會越來越多，如果嚴重到一定程度，比較優勢學說將因失去前提條件而失效。
第二個因素是資源稟賦的變化，尤其是中國作爲一個大國在資源稟賦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性。林毅夫認爲，由於發展中國家資金嚴重匱乏，因此只能是選擇那些勞動比較密集的產品來生產，他們的這些產品由於成本較低而具有競爭力，也就能夠佔有最大的市場份額，進而擁有最大的利潤，資金很快積累起來，於是他們的資源稟賦开始發生變化，資本從稀缺轉爲充裕，它的比較優勢就轉化爲資本密集型產業了。盡管有一部分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改革开放至今，中國的資源稟賦已經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一些原來單純或較多使用勞動力的企業开始提升其資本和技術水平，從手工業作坊變成了現代化的企業，產品的資本和技術含量具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作爲一個整體來看，中國資本匱乏而勞動力充裕，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地區發展很不平衡，多數地區資本是匱乏的，可是並不排除在某些地區資本相對豐富一些；多數地區技術是非常落後的，也並不排除在某些地區和某些領域存在十分先進的技術，這樣中國的產業發展也就表現出多樣性的特點。雖然就整體來看中國的優勢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如果某些地區確實具有發展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條件，人們也同樣應當給予支持。
以上人們提到了兩個因素，即貿易壁壘的存在和資源稟賦的變化，由於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不一定總是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如果未來這兩個因素發生了某種逆轉性的變化，那么，中國的比較優勢也會產生相應的變化，對這一點要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比較優勢战略是中國產業發展的正確選擇，它不僅對於中國產業的健康發展，而且對於緩解中國的就業壓力，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那么，人們一定很關心，人們如何才能實現比較優勢的發展战略呢？其實，這個問題不用人們太多地操心，因爲比較優勢战略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只要選擇了市場經濟，健全了市場制度，就等同於選擇了比較優勢战略，這是由市場機制本身所決定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具有獨立的經營自主權，它在進行產品選擇的時候，主要依據的是利潤最大化的原則。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企業的行爲模式會有稍許的差別，但就一般意義來說，利潤最大化是企業在進行產品選擇時的惟一原則，哪種產品可以獲利更多，它就會從事哪種產品的生產。在此原則之下，企業會自覺地選取那些可以有效利用自己優勢資源的產品領域進行生產，通過自身優勢資源的利用，企業可以有效降低產品成本，獲取最大化的利潤，或者說至少可以使自己在市場競爭中得以生存。具體說來，中國擁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人們的企業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爲了獲取更多利潤和在國際競爭中站住腳，它們總是會自動地選擇那些利用勞動力較多的產品領域進行生產，勞動密集型產業會自動地獲得比較快的發展速度。早期實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战略的國家，多多少少都存在計劃經濟的影子，也就是說趕超战略惟有在計劃經濟的保護下才能夠得以生存，而一旦實行市場經濟，則選擇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爲主的比較優勢战略就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
中國的改革具有非常明顯的市場化傾向，正是在這種市場化改革的催化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了明顯的比較優勢战略的特徵。中國並未明確提出過比較優勢战略，相反，人們一直強調的是高新技術產業。人們作爲一個大國，又具有十分光輝燦爛的歷史，這使得人們對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分工總是不那么甘心，人們總是傾向於認爲只有高新技術產業才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方向，總是希望在這些產業領域有所突破，對於勞動密集型這些“低端”產業總是有些看不上。不僅官方如此，社會輿論也更多地關注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迫切希望中國在這些領域能夠有所突破，從而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然而，現實的狀況恰恰與此相反，中國發展最快的並不是大家最關注的上述產業領域，而是不被大家所重視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領域。即便在所謂高科技領域，多數也是生產制造和加工組裝環節，而不是研發環節。這一戲劇性的結果足以說明，比較優勢战略不是人爲的選擇，而是中國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所導致的自然結果。
從國外的情況來看也是如此。林毅夫在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發展經驗進行研究之後，認爲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優勢战略並非是政府的有意選擇，而是“當局放棄了趕超战略後企業自發選擇的結果”，屬於無心插柳柳成蔭之舉。人們對韓國發展經驗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雖然韓國在初期發展中政府的幹預力度很大，但是基本堅持了保護私有產權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制度，政府並沒有代替企業制定經營決策，產品的選擇是企業自己的事情，正是由於市場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韓國在發展的每個階段所選擇的主要產業都是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從而保障了產業的競爭力和自然升級的過程。因此，市場經濟與比較優勢战略實際具有一體化的特徵，只要堅持市場經濟，就必然同時選擇了或者說大體選擇了比較優勢的發展战略，非但過去如此，今後也是一樣。在現階段，中國的比較優勢仍然主要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在將來，隨着貿易壁壘和資源稟賦的變化，中國的比較優勢會發生變化，相應的，中國的優勢產業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引起足夠的注意，以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
非農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但主要分布於服務業中，且服務業大部分爲勞動密集型，因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關鍵在於發展服務業。然而，在比較優勢战略的指導下，我國的勞動密集型工業增長迅速，但服務業卻進步緩慢，無論是產值比重還是就業比重，都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 爲什么比較優勢战略無助於服務業的發展呢？原因在於該战略中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須以國際分工和交換爲基礎，是可貿易品。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往往是非貿易品，我國勞動力便宜的比較優勢在這方面沒有意義，只能依靠內需，即依靠國內相關產業的帶動和國民收入與消費的提高來獲得發展。可是，主導產業——勞動密集型工業的低產業關聯度和低附加值卻使得服務業發展乏力。因此，盡管比較優勢战略拼命鼓吹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但其取小頭、棄大頭的實質卻阻礙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真正發展。
比較優勢战略理論從供給的角度論證了勞動密集型產業(實質上只是其工業部分)的就業優勢，卻忽略了其需求前景。盡管在相同的資本下，一個微觀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比資本密集型企業能夠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就業，但整個產業的就業容量還受限於產業可以達到的規模，而這個規模是由市場需求所決定的。如前所述，國民經濟以勞動密集型工業爲主導，由於該產業低附加值的特點，國內市場必然狹小。中國在改革初期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發展經濟，但20世紀80年代末出現了普遍的企業三角債問題，標志着國內市場已經飽和。 在內需不足條件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銷路只能主要依靠國際市場特別是美歐日等發達工業國家的消費市場，國家被迫實行出口導向战略。上世紀90 年代以來，我國不斷擴大對外开放，借以換取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國際市場，
2001年還加入了WTO。然而我國是擁有13億總人口、8億勞動力人口的大國，國際市場的規模相對於中國海量的剩余勞動力而言也實在太小。因爲被稱爲“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OECD)全部成員國人口的總和也不過8億，即使這些國家全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都從中國進口，按照一般的生產消費比例，也只需要1億左右的人工作。但發達國家是不可能都放棄這些產業的，而且東盟、印度等國也在擴大开放，該國際市場無法由中國獨佔。盡管這幾年中國的出口高速增長，但同時貿易條件也在大幅惡化，針對我國的貿易摩擦與貿易保護急速增加，說明可供利用的國際市場已經接近極限。
在需求不足的約束下，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喪失後勁。由於市場競爭的壓力，其本身也有違勞動密集型的初衷，走上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的道路，使得就業彈性迅速下降，就業局勢趨於惡化。具體而言，就業局勢的惡化源於以下幾個因素： 企業間惡性競爭。在供過於求的背景下，企業在國內大打價格战，在國外競相壓價傾銷。當全球競爭主要在國內企業之間展开時，所謂的比較優勢毫無意義。無序競爭更使得企業自生能力成爲空談，企業要么破產倒閉，要么慘淡經營，排擠出大量失業人口。事實上，由於低技術，企業間產品必然同質化；由於低技術，各企業利潤都非常微薄。所以，惡性競爭並非企業不理性，而是無力轉型被鎖定在底端的企業在市場有限下的不得已，是比較優勢战略長期作用的苦果，只要國家的產業路线不調整，這種囚徒困境還會愈演愈烈。
低工資和“減員增效”。在比較優勢战略下，勞動密集型產業依附於國外發展，大部分技術、設備和重要材料與零部件必須高價進口，而市場渠道和品牌又由國外把持，貿易條件惡化，在激烈競爭中企業惟有從人工方面不斷降低成本才能生存。這樣工人的勞動條件和社會保障就每況愈下，工資長期不漲(考慮到物價和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工資實際大大下降了)。同時企業還大量裁員、延長勞動時間與提高勞動強度，以實現“減員增效”。根據有關的統計數字計算，多年來我國職工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持續低於 13%，而發達國家在60%左右。工資偏低、失業危機和社會保障的缺失不利於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進一步萎縮了市場需求。企業的微觀求存措施反而惡化了其宏觀生存環境，也損害了就業。另外，低工資使在職人員供養家庭其他成員的能力下降，客觀上驅使更多的人口擠入求職隊伍，加劇了勞動市場的供求矛盾。 基幹產業與战略產業受損。在比較優勢战略的指導下，過度开放極大地損害了我國幼稚的基幹產業和战略產業，像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很多企業紛紛倒閉，連帶地使由其帶動的各種相關企業也陷入困境，大量員工失業。由於資產的專用性，被摧垮企業的原有資本大部分都毀沒損失了，再就業失去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