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結構理論
戈德史密斯認爲不同類型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存在、性質以及相對規模體現了該國的金融結構。金融發展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通過對一國金融結構的剖析就能掌握該國金融發展水平和金融發展趨勢。
金融相關比率的變化反映了金融發展的基本特點，即金融上層機構與經濟基礎結構在規模上的變化關系。相對於國民產值而言，金融相互關系的密度越高。金融相關比率越高，可以預期隨着經濟的發展，金融相關比率會上升並作爲衡量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個尺度；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佔全國金融資產比率反映了儲蓄和投資機構化的程度。這個比率越高，說明通過金融機構間接儲蓄的份額就越大於直接儲蓄的份額；金融機構在全部資產中的份額變化說明了儲蓄過程中銀行體系地位的變化，即新金融機構的產生以及現有機構在增長率上的差異。金融相關比率(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的計算公式：
符號說明：
r——裁截比率，表示截止時間；
γ——GNP實際增長率；
π——物價變動率；
λ——分層比率，某類金融機構對其它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與它們對非金融部門的發行總額之比；
現在，金融相關比率已經成爲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標，實際的簡化應用以GNP代表經濟活動總量成爲分母，以金融負債——一般以廣義貨幣供給量M2表示和金融資產之和代表金融活動總量或金融工具總額成爲分子，金融資產分爲銀行資產和有價證券S，其中S爲股票市值和債券市值之和。
戈德史密斯把金融上層結構對經濟發展影響的理論探討精簡成一個判斷，即以初級證券和二級證券爲形式的金融上層結構，爲資金轉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它使資金流向社會收益最高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說，金融上層結構加速了經濟增長速度。改善了經濟的運行。
儲蓄與投資的分離。戈德史密斯特別強調的是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主動作用。他認爲，由於金融工具的出現和金融機構的成立而擴大金融資產的範圍，導致了儲蓄和投資的分離。而儲蓄與投資的分離能夠提高投資收益並提高資本形成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同時通過儲蓄與投資兩個渠道的金融活動提高了經濟增長率。金融工具的出現使儲蓄和投資分離爲兩個相互獨立的職能，這種特殊的分工克服了資金運動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使一個單位的投資可以大於或小於其儲蓄，擺脫自身儲蓄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爲儲蓄者帶來增值，使得儲蓄不僅是財富的貯藏，還能增加收益。正因如此，無論是儲蓄者還是投資者都能接受金融活動帶來的社會分工。這種角度的分析主要適用於工商企業、家計部門和政府等非金融經濟單位發行的債券、股票等初級金融工具而言的。資源配置的優化。戈德史密斯認爲金融機構對經濟的引致增長效應就源於對儲蓄者與投資者資金供求的重新安排。金融機構的介入使投資和儲蓄的總量超出了儲蓄者和投資者在不存在金融機構時的直接融資總量，而且金融機構能更高效率地在潛在投資項目之間進行資金分配，以提高邊際收益率。這種儲蓄的再分配反映了金融機構經營的效果，它對經濟增長與展所產生的引致增長效應比金融上層結構的業務經營對儲蓄和投資總量所產生的效果更有意義。
發達金融機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通過提高儲蓄、提高投資總水平與有效配置資金這兩條渠道來實現的。金融結構越發達，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提供的選擇機會就越多，人們從事金融活動的欲望就越強烈，儲蓄總量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在一定的資金總量下，金融活動越活躍，資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因此，金融越發達，金融活動對經濟的滲透力越強，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就越快。注重金融工具供給和強調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行是金融結構理論的核心，也是金融自我發展及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所在，這一觀點被後來的金融發展理論所繼承。
(四)關於金融發展的內在路徑
戈德史密斯認爲，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的存在是不容質疑的，任何近期的國民收支平衡表的比較都足以表明各國在金融相關比率水平、全部金融資產中金融機構資產的份額、金融工具之間的關系以及國民生產總值中金融工具的規模、金融機構資產在銀行、保險公司等其他機構中的分配中存在巨大差異。他通過數量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證明了“只有一條主要的金融發展路徑。這條路徑的特點是：金融相關比率、金融機構在全部金融資產中的份額、銀行體系的地位都具有某種程度的規律性，只有在爲战爭融資或通貨膨脹時才顯示出規律性的偏差。在這條道路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日期從這條道路上起步，不同日期有兩層含義，即從不同日歷年度起步或從不同的非金融經濟發展階段起步。沿着這條路徑。各國有不同的發展速度，這一速度仍然包括日歷的和經濟發展階段的涵義，但各國偏離這一路徑的程度很小”(戈德史密斯，1969)。
1978年以後的金融改革進程中，中國开始分解原來的國家銀行組織制度，分離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並依據《巴塞爾協議》的相關內容逐步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與資產風險管理以及銀行業務經營的多樣化改革，組建和發展起來一批新興股份制商業銀行，逐步擴大外資銀行的準入範圍；積極創立和發展金融市場，直接融資渠道方興未艾，傳統的資金供給渠道被徹底打破，傳統的計劃管理的金融宏觀調控手段也被市場化手段所取代。現在，中國經濟的貨幣化和金融化程度日益提高，金融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金融業得到長足發展，並有力地推動了金融體系作爲最重要的儲蓄吸納和投資轉化機制的形成，金融成了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索。但是金融結構中存在的諸多矛盾也對中國金融發展產生着巨大的負面影響。
中國金融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間接融資比重在社會融資總額中居於主體地位，直接融資發展相對明顯不足。國有企業來自銀行的貸款比重過高，通過證券市場籌資的比重明顯偏低；由於歷史原因，中國人爲地壓抑直接金融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由此形成了以間接融資爲主。直接融資和資本市場爲輔的金融結構現狀。資本市場發展的不足及間接金融在社會融資中居於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的金融體制中。企業對銀行的高負債經營特徵，加劇了經濟運行的風險。
其二，強調外資引進。對引進外資後的使用效率、投資流向關注不夠，忽視資本有效形成，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資依賴，影響着國內資本積累機制的形成。
其三，利率、匯率工具的靈活度不足，調節宏觀經濟運行的槓杆作用難以有效體現，自動防範金融風險的穩定機制和對風險投資或對中小企業發展起支持、扶植作用的風險型金融機構缺乏。
其四，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之間的矛盾尚未根除。中國成立政策性銀行的目的，是爲了化解專業銀行經營目標的商業化與社會化之間的矛盾，爲金融體系改革創造條件。但是，雖然國有銀行傳統的政策性業務已被剝離，但由於種種原因多數重新擁有了新的政策性權益。
其五，居民持有的金融工具結構不平衡，存款比重過大。儲蓄過度集中於居民部門，投資過度集中於企業部門，儲蓄與投資分離程度過高。
其六。在金融體系中，國有銀行仍居於主導地位。據相關統計，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已有一半左右來自於非國有經濟，中小企業在全部企業數中佔99％
以上，但爲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如中小商業銀行、城鄉信用社等金融機構卻爲數不多，中小企業通過金融機構獲得的貸款比重較低，等等。
根據金融相關比率的計算公式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價格波動、外生的資本產出率和金融工具的價值變化因素，那么決定金融相關比率的因素就只剩下三個實體性因素：非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δ=kη、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φ=φ(1+λ)和外國發行的金融工具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ξ。這三個因索分別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金融行爲對儲蓄和投資的重新安排，最終影響到資金向最有效率的投資部門的流動。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
這一將資金從盈余方導向短缺方的過程就是金融中介過程。金融中介過程包括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兩種渠道，前者通過金融中介機構進行，後者通過金融市場進行。相應地，一國金融體系就包括了金融中介機構和金融市場兩個部分。隨着金融的發展，金融體系所承載的功能日益豐富，並由其基本的融資功能衍生流動性便利或流動性保險、資源匯聚和所有權分割、風險管理、信息生產、爲投資者提供監控和激勵手段等功能。這些功能的實現程度與作用大小，在金融相關比率的計算中，分別通過非金融部門的外部融資率和金融中介比率體現出來。前者反映了金融工具的豐富程度和以金融工具爲核心的金融市場的完善與效率；後者反映了金融機構的運營與作用，其中包含了一國的金融政策取向。所以一國金融結構的調整應注意以上各個方面的完善與發展。
應該注意。一是國家金融中介機構與資本市場之間的互補大於競爭[TMesse(2000)，Terr(2002)]，高效運作的資本市場需要健康的中介金融機構作爲支付和清算體系予以支持。推進商業銀行的改革，打破壟斷，形成良性競爭的格局，增強金融機構的自生能力極爲重要。二是金融結構趨同並不意味着金融發展的程度相同，金融結構的改革與調整應考慮本國的金融改革起點、宏觀經濟政策的現實取向以及本國特有的人文因素。
外資流入對彌補本國資本形成所需資金的不足發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隨着外資流入的增加和對外資依賴的提高，將增大一國的外債負擔。外資流入以後，可能使國內資源短缺加劇，從而導致大量進口，形成國際貿易巨額逆差，最終導致本幣貶值，進而使國內儲蓄貶值。並且，如果外資多流向非生產性領域，尤其是特別偏好消費品工業投資形成的消費偏好導向的需求結構；與國內私人投資爭奪消費品市場，產生消費擠壓效應。這種需求結構限制了國內經濟的增長，也不利於國內資本積累機制的形成。因此，無論是外資流入還是貨幣發行都無法從根本上彌補投資——儲蓄缺口。
資本持續形成帶來的積累對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必要的資本積累是重要的催化劑。按照羅斯托的現代化理論，發展中國家必須立足於國內金融體制的發展來建設完善資本形成與積累機制。20世紀40年代末建立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進一步論證了只有持續的資本形成，發展中國家才會有持續的經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資本投入的加強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源泉。資本形成是實現經濟增長的前提，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一定的條件下，資本形成的多少決定着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因而資本形成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或約束條件。
目前，制約中國金融發展和貨幣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於金融結構的不均衡。在金融改革與發展的實踐過程當中，應特別注意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引致效應，金融結構改革與調整不僅是量的擴張，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即把握金融發展的內在規律，考慮國情，逐步推進金融結構調整與結構優化。同時，也應該加強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互動關系的深入研究，關注金融發展與結構優化對經濟增長的儲蓄與投資的結構效應，充分認識伴隨經濟發展金融結構的變動與發展趨勢和金融中介機構的地位調整。從歷史與科學的角度深入認識金融體系的職能，並從金融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進程中吸取經驗與教訓，立足實際，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體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