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
對於“國進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講，表現爲國有經濟在某一或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於退出。廣義上講，除了上述內容外，還表現爲政府對經濟幹預或者說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都是市場經濟的中市場主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國進民退了應該說是與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相一致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只是我國現在個別領域和行業出現的國進民退依然沒有改變公有制爲輔體、其他私有制爲主體的國民經濟結構，中國是否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是個問題。
爲了能夠定量描述近年來逐漸凸顯的“國進民退”現象，《中國企業家》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對2002年和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佔的比重進行了計算。2002年，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爲40%；2007年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爲29.5%，下降了近10%，說明經濟發展總體上仍是“國退民進”的態勢。只有“石油和天然氣开採業”、“煙草制品業”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三個行業出現國有經濟比重上升的情況。
而在《中國企業家》調查中提出的“哪些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問題，中選率在10%以上的行業從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鋼鐵、煤炭、金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博客)表示，要慎下“國進民退”的結論，是否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國進民退”現象，要對具體的案例進行具體的研究剖析，到底這是雙方自愿的市場化行爲，還是由於政府的強迫。他認爲，市場競爭之下，任何市場主體都有進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國進”還是“國退”，對於民營企業來說，尋求產品與商業模式的獨特性與創新性，是任何年代、任何形勢下不二的成功法則。
據《中國企業家》了解，商界與學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對“國進民退”感覺強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有經濟在重要的基礎性行業佔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如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鐵路等，由於其關系國計民生，因此比較引人注目。二是這些行業大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且伴隨着這一輪經濟增長周期，利潤迅速增加，引起了社會的普遍質疑。
1998年，中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國有企業大量出現虧損、倒閉和職工下崗的情況，由於國有經濟當時所佔比重還比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隨後，中央提出了國企三年改革脫困的計劃，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國有經濟收縮到壟斷行業和更具優勢的競爭領域，用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範劍平的話說，當時是“國退民進”的格局。這種在經濟布局上順勢而爲的調整構成了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一個重要體制基礎。
10年之後，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企業界感受到的卻是“國進民退”的相反格局。根據《中國企業家》的調查結果，大部分企業中高層認爲，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爲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國進民退”現象的主要因素。其中選率分別爲86.36%和76.19%。
仔細研讀“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除了可被視爲普適性的貸款優惠、稅收減免等產業扶植政策外，支持國企通過並購重組、做大做強的政策導向相當明顯，有些規劃裏面列出了具體的國有企業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體並購重組計劃。例如，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爲國企；船舶工業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兩個龍頭企業”—— 中國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鋼鐵產業振興規劃裏，更是將“推進鞍本與攀鋼、東北特鋼，寶鋼與包鋼、寧波鋼鐵等跨地區的重組，推進天津鋼管與天鐵、天鋼、天津冶金公司，太鋼與省內鋼鐵企業等區域內的重組”這樣的具體操作路徑寫入其中。回顧近幾年來政府頒布的五年規劃和諸多產業政策，這種“對號入座”地向國企傾斜的態度是極爲罕見的。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是銀行貸款投向的指揮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將使金融資源進一步向國企集中，民營企業在這些領域恐怕很難有長大的未來。
至於金融體制環境，一直以來都是優待國有企業。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種優待更加明顯。2008年上半年，爲了應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911.html">貸款規模加以限制，以民營企業爲主體的中小企業受到金融收縮的影響最顯著。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爲了應對金融危機、經濟下滑，开始實行寬松信貸政策，2009年一季度，911.html">貸款規模高達4萬多億，但是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鐵（路）、公（路）、機（場）”等大項目以及房地產开發，中小企業依然感受不到“陽光雨露”。近幾年，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引起的關注度不可謂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於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裏的改革可能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再看看金融危機和4萬億投資對於“國進民退”的影響。根據《中國企業家》的調查結果，認爲兩者加劇“國進民退”態勢的被訪者均未超過50%，中選率分別是39%和50%，而認爲“看不清楚”的比例亦分別高達39%和31.82%。對此，我們可以做如下解讀：金融危機作爲一種客觀的外部市場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不能幸免於外。但國企由於出身優勢，可以比民營企業更便利地獲得國家資金救助。如果說民企東星航空由於經營不善不得不走上破產重整的道路是市場之選，那么巨虧的 東方航空獲得國資委70億元的注資，背後的含義則耐人尋味。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當到位，“大家都在過冬，國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襖，而民企仍是薄衣單衫，這不是要了我的命么？”
至於4萬億投資大計，雖說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項目，投向了基礎設施，如前面提到的“鐵公機”項目，但是這些領域本來也是民間資本少有涉足和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高路易對此有比較清晰的分析。他認爲，4萬億投資計劃並沒有產生政府投資對於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也就是說造成“國進民退”的態勢。但他同時也對政府投資的勢頭強勁，而社會投資疲軟的現象表示了憂慮。“此舉（4萬億政府投資）的短期效應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從長期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仍要依靠工業、依靠中小企業共同發展。”
看一下當下互聯網產業就能更清楚的表達“國進民退”！除了幾個全國性的商業大站，其地方性的網站98%已被地方傳媒機構所壟斷，相關管理從備案審批等環節限制民營企業或者個人經營。
出乎意料，這場始自學術界的少數人的言論，竟會逐漸演變升級爲事關中國是改革還是倒退的體制之爭。
“國進民退論”、“國企壟斷論”、“與民爭利論”，自去年起便頻頻出現在一些學者的公开言論中；這些極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經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關注，引來很多人的附和甚至聲討……
對於“國進民退”的憂慮正在商界、學界悄然蔓延。在舉國應對經濟下滑的氛圍中，在4萬億投資大計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光環下，這種聲音並不十分悅耳，但卻真實而耐人回味。
“國家4萬億投資，今年一季度銀行又放出4萬多億的貸款，看着轟轟烈烈，卻大都給了國有大項目，我們一分錢都拿不到。”（某民營企業老板語）
“我們在某家銀行的信貸記錄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卻貸不到款。經濟危機來了，國有企業是穩定了，民營企業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長王正華語）
“此次政府出臺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中，佔比最大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類，其中居首位的是鐵路建設投資，這是否會強化鐵路部門國有資本一家獨大的格局？”（某專家語）
“危機來了，政府作爲投資主體是可以的，但長期來看，是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的。現在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錢進’。這讓我想起了20年前的現象，感覺非常不好。”（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語）
“國電在做硅材料，華能和大唐也想進入風機，如果他們建立了制造能力，我們（民營企業）報價再低也不會要我的，國內能源市場的开放就永遠不可能了，那將是整個產業鏈條的壟斷。”（某光伏企業負責人語）
“在這輪危機中，‘國進民退’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原全國政協副祕書長保育鈞說，“去民營化”現象已愈演愈烈。
保育鈞認爲，改革3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民營經濟的崛起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經濟危機之中，本應利用此次機會深化體制性改革，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但如今的做法卻正好相反，如何帶動社會投資，看不到辦法。中國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過程，就是政府動員向市場投放資源的過程。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國有企業，土地、資本等資源都在流向國有經濟。“現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維護經濟安全的名義，排斥民間資本。”他憂慮的是，以中小企業爲主的民營經濟，在經濟危機中屍橫遍野。
民營經濟受衝擊最大
2007年下半年，中央推進新一輪的收縮型宏觀調控，資金鏈已开始喫緊的民營企業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至此宏觀調控之手开始大包大攬，繼而上演的這些“國進民退”現象，在保育鈞看來，是一種“體制復歸”，而每一次的宏觀調控，受衝擊最大的都是民營企業。
自1981年改革开放之後的首輪宏觀調控(當時叫治理整頓)以來，將近30年的時間裏，幾乎每次宏觀調控和經濟低迷，都伴隨有“國長民消”現象的發生。
如1981年整頓投機倒把中“溫州八大王”被通緝，造成私營企業主人心惶惶；1996年的宏觀調控中類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亞細亞等不規範民企紛紛倒掉；2004年的銀行惜貸、監管加強，也讓許多民企紛紛坍塌，江蘇鐵本被當作盲目投資的典型，德隆系、鴻儀系、湧金系、明天系、格林科爾系、青鳥系、斯威特系、順馳、托普都爆出資金鏈斷裂消息。其中，鐵本的戴國芳、德隆系唐萬新、鴻儀系鄢彩宏、格林科爾系顧雛軍都身陷囹圄。
在“民消”的這一歷程中，既有民營企業因先天性不足而存在的諸多缺陷，也摻合着復雜的體制因素，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種種利益博弈。
2009年，世界仍在金融危機中呻吟，中國卻率先突圍。中國已成爲全球最大的工業國、最大的貿易國以及最大IPO國家。一個屬於中國的盛世呼之欲出！
但是，作爲一名經濟學者，在盛世繁華之中，卻不能不爲其中出現的不和諧的“倒退現象”而憂心。最爲突出的是，國家蒸蒸日上，但伴隨而來的不是國民共享紅利，反而是國與民爭利的矛盾日漸突顯。不僅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持續超過居民收入增長，而且壟斷國企收入與社會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從1978年到2008年，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的年工資絕對差別，從458元擴大到156460元，漲了342倍！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總人數的8%，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於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2010年3月6日《東方今報》)。
更可怕的是，國有企業在不公平的體制和政策下，2009年以來正肆無忌憚地全面擴張，民營企業的生存困境日益惡化，危害深遠。2009年，中國政府爲應對金融危機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困難與挑战，強勢出手挽救經濟，完成“保八”目標。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政府主導增長的“例外”本可以接受，但不能接受的是，經濟困難時期的應急性措施完全有演變成常規性措施的可能。由於行業進入門檻及金融體制的不公平，國企與民企間的不公平地位正在固化並加深。國企正利用當前時機肆意擴張，在房地產、能源、水務等一系列領域空前壓縮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某些國企的擴張甚至到了利令智昏、全然漠視國家和政府領導人號令的可怕地步。就在黨中央、國務院以及全國兩會三令五申要抑制房價高漲之際，2009年3月17日，三家央企卻一天之內三創地王，就是一樁非常惡劣的例子。
同時，某些政府機構也仍然在無視法律地踐踏創業公司的生存權利。例如，2009年以來，不經任何法律程序，某些政府機構就剝奪了四萬家合法注冊的互聯網公司的運營權利，並且不提供任何有效的申訴渠道。如此粗暴的違法執法行爲爲改革开放以來之罕見。更加可怕的是，如此惡行竟被有些官員視爲成功經驗，執意要繼續下去。
如此倒行逆施將對中國未來的轉型制造巨大障礙。據學者韓朝華的研究，從2004年到2008年，所有工業行業的總資產利潤率平均是6.86%，國有工業是5.81%，民營工業是9.33%，民營工業企業總資產利潤率相當於國有工業企業的1.6倍。這意味着此期間，如果國有企業的資產讓民營企業來使用，可以多產生兩萬多億的稅收和利潤，即增加61%，相當於期間中國財政收入的11.5%，或者說國家本可多增加1/10以上的財政收入。如果讓民營企業來創造這期間的國有企業利潤，則民營企業可節省20多萬億的資產，相當於節約37.7%的工業資源的投入。所以，中國未來無論是發展低碳經濟，還是實現結構轉變、提高增長質量，民營化都應該成爲再出發的起點。遺憾的是，“國進民退”的事實卻正好與這一大方向背道而馳！
回顧改革开放30多年的歷史，中國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關鍵是靠鄧小平式的制度創新，而不是靠凱恩斯式的政策刺激。中國每一次衝出經濟低谷，靠的也都是改革的進一步推進，靠的是給人民以更大的經濟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讓國進民退。然而，這一次，我們卻走在了相反的方向，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已陷入近20年來最大的焦躁與不安之中，且這種感覺與日俱增。國企排擠民企，劣幣驅逐良幣，最終將一舉摧毀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和復興希望。時不我待，要真正落實胡錦濤總書記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的偉大理念，落實溫家寶總理讓人民更幸福更尊嚴的執政理想，就必須建構更公平、更合理的經濟制度。現在是到了賦予民營企業這一創造了全國95%的就業機會的羣體以完全平等的國民待遇的時候了。唯此，中國經濟才能激發內在的活力，避免二次探底，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