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

　　宏觀經濟學又稱總體經濟學、大經濟學。是微觀經濟學的對稱。宏觀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宏觀經濟學以整個國民經濟爲考察對象，研究經濟中各有關總量的決定及其變動，以解決失業、通貨膨脹、經濟波動、國際收支等問題，實現長期穩定的發展。

　　宏觀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宏觀經濟政策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

　　1）宏觀經濟理論包括：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消費函數理論、投資理論、貨幣理論、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开發經濟理論。

　　2）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經濟政策目標、經濟政策工具、經濟政策機制（即經濟政策工具如何達到既定的目標）、經濟政策效應與運用。

　　3）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包括根據各派理論所建立的不同模型。這些模型可用於理論驗證、經濟預測、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應檢驗。

　　以上三個部分共同構成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現代宏觀經濟學是爲國家幹預經濟的政策服務的。战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在西方各國得到廣泛的運用，相當大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但是，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也引起了各種問題。

　　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經濟增長、經濟周期波動、失業、通貨膨脹、國家財政、國際貿易等方面.涉及國民收入及全社會消費、儲蓄、投資及國民收入的比率，貨幣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價水平，利息率，人口數量及增長率，就業人數和失業率，國家預算和赤字，出入口貿易和國際收入差額等。

　　宏觀經濟學來源於法國魁奈的《經濟表》和英國馬爾薩斯的“馬爾薩斯人口論”。1933年，挪威經濟學家弗瑞希提出《宏觀經濟學》的概念。現代宏觀經濟學在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出版後迅速發展起來。凱恩斯把國民收入和就業人數聯系作爲中心進行了綜合分析。

　　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迄今爲止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是早期宏觀經濟學階段,或稱古典宏觀經濟學階段。第二階段：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30年代，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奠基階段。第三階段：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建立階段。第四階段：20世紀60年代以後，是宏觀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演變的階段。

　　“宏觀經濟學”一詞，最早是挪威經濟學家弗裏希在1933年提出來的。經濟學中對宏觀經濟現象的研究與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學派。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的《經濟表》，就是經濟學文獻對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經濟學家和後來的許多庸俗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對宏觀經濟現象和微觀經濟現象的分析都並存在一起，並未分清。特別是自所謂“邊際主義革命”以來，經濟學家大多抹煞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無視國民經濟總過程中的矛盾與衝突，只注重於微觀經濟分析，以致宏觀經濟問題的分析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幾乎被淹沒了。

　　但隨着傳統庸俗經濟學在二十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的襲擊下破產，隨着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出版，宏觀經濟分析才在凱恩斯的收入和就業理論的基礎上，逐漸發展成爲當代經濟學中的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
宏觀經濟學主要觀點

　　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問題是：國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決定的？宏觀經濟學認爲，國民收入的水平，反映着整個社會生產與就業的水平。

　　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經濟周期時，很強調投資的變動的關鍵作用，認爲投資的變動往往比消費的變動來得大，指出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既是收入變動的原因，也是它的結果。它在“解釋”投資的變動與國民收入的變動之間的關系時，提出了“加速數”和“乘數”相互作用的學說。

　　“加速原理”與“乘數論”所要說明的問題各不相同。“乘數論”是要說明投資的輕微變動何以會導致收入發生巨大的變動，而“加速原理”則要說明收入的輕微變動何以也會導致投資發生巨大變動。但二者所說明的經濟運動又是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的。

　　宏觀經濟學正是利用所謂“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來“解釋”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據說，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下，生產和銷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急劇下降，而乘數的作用又使得生產和銷售進一步急劇降減，後者再通過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得投資成爲負數(或負投資)。

　　加速數和乘數的相互作用，加劇了生產萎縮的累積過程。一旦企業的資本設備逐漸被調整到與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適應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會使負投資停止下來，投資狀況的稍許改善也會導致收入重新增長，於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長，又通過加速數的作用，導致新的“引致投資”；後者又通過乘數的作用，促使收入進一步急劇增長，這便开展了經濟擴張的累積過程。這個累積過程會把國民經濟推到“充分就業”的最高限，並從那裏彈回來而轉入衰退。

　　宏觀經濟學討論的價格問題，是一般價格水平，而不是個別產品的價格問題。按照前面講的“國民收入決定”論，一般價格水平主要取決於總需求水平。然而，總需求水平的變動一方面影響着貨幣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貨幣供求變動的巨大影響。所以，貨幣分析在宏觀經濟學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觀經濟學重視對貨幣供求的分析，不僅在於可通過對貨幣供給、利息率的調節去影響總需求，而且在於貨幣供給的變動與總的物價水平有着密切的關系。關於貨幣供給量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寵觀經濟學著作大多承襲傳統的“貨幣數量說”，只是略加修綴。

　　許多宏觀經濟學著作者認爲傳統“貨幣數量說”過於粗糙，他們把貨幣數量說的基本觀點跟“收入決定”論的基本觀點聯系起來，認爲在經濟達到“充分就業” 的水平以前，貨幣供給的增加，其主要影響將表現在擴大“有效需求”、增加生產(或收入)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很小；只有當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水平之後，這時闲置設備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貨幣供給，已不能再促使產量增加，而只會產生過度需求，形成通貨膨脹缺口，導致物價水平不斷上升，釀成真正的“通貨膨脹”。

　　這種分析，就是所謂貨幣分析與收入分析相結合的一個重要表現。這種分析表明，不僅政府开支和稅收的變動，而且貨幣供給量的變動，都會對總需求水平(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產生影響。這就爲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活動進行幹預，提供了理論依據。

　　宏觀經濟學認爲政府應該，而且也能夠通過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對總需求進行調節，平抑周期性經濟波動，既克服經濟衰退，又避免通貨膨脹，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或“沒有通貨膨脹的充分就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等不同時期或條件下，二者將採取擴張性或緊縮性的不同對策。

　　在蕭條時期，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減稅和擴大政府的开支。減稅可以使公司和個人的納稅後收入增加，從而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和個人增加消費；而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擴張將導致總需求增長，以克服經濟蕭條。

　　擴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擴大政府的購买或訂貨，增加公共工程經費和擴大“轉移性支付”，目的是通過擴大公私消費，以刺激投資。這種擴張性財政政策勢必導致財政赤字。根據凱恩斯的“有效需求學說”，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是一種“小於充分就業均衡”。因而擴張性的赤字預算，也就成了战後西方國家政府的常備政策工具。

　　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擴大貨幣供給量和降低利息率。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場上購進政府債券，把更多的準備金注入商業銀行。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增加後，就可擴大對企業和個人的貸款，從而擴大貨幣供給量，降低貼現率，刺激投資，從而增加總需求。

　　通貨膨脹時期，採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依然運用上面所介紹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緊縮性方式而不是按擴張性方式來加以運用。

　　現在西方經濟學界开始企圖用供給分析來補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探討微觀經濟基礎，出現了一種供給分析與需求分析相綜合、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新動向。

　　宏觀經濟學建議採用適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以及建立獨立的中央銀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宏觀經濟學首先關注一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指的是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一國生產潛力的增長是決定其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增長率的關鍵因素。

　　經濟模型可以用於分析許多領域的決策。我們把有些領域歸入微觀經濟學中，而把其他領域歸入宏觀經濟學中。微觀經濟學（microeconomics）研究家庭和企業如何做出選擇，它們如何在市場上相互作用，以及政府如何試圖影響它們的選擇。微觀經濟學問題包括解釋消費者如何應對產品價格的變化以及企業如何決定收取什么樣的價格。微觀經濟學還涉及到政策問題，如分析減少未成年人吸煙的最有效方法，分析批準銷售一種新處方藥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分析降低空氣污染的最有效方法。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研究作爲整體的經濟，包括諸如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增長這樣一些問題。宏觀經濟學問題包括解釋爲什么經濟會經歷衰退和失業不斷增加的時期，以及爲什么在長期內有些經濟體比其他經濟體增長得快得多。宏觀經濟學也涉及政策問題，如政府幹預能否降低衰退的嚴重性。

　　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之間的區分並不是嚴格且固定不變的。許多經濟情況既涉及微觀經濟也涉及宏觀經濟的層面。例如，企業投資於新機器和設備的總體水平有助於確定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但要了解企業決定購买多少新的機器設備，我們又需要分析單個企業所面臨的激勵—而這是一個微觀經濟問題。

　　二者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研究對象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單個經濟單位，如家庭、廠商等。正如美國經濟學家J亨德遜（JHenderson）所說居民戶和廠商這種單個單位的最優化行爲奠定了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整個經濟，研究整個經濟的運行方式與規律，從總量上分析經濟問題。正如薩繆爾遜所說，宏觀經濟學是根據產量、收入、價格水平和失業來分析整個經濟行爲。美國經濟學家E夏皮羅（EShapiro）則強調了宏觀經濟學考察國民經濟作爲一個整體的功能。

　　（2）解決的問題不同。微觀經濟學要解決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爲誰生產的問題，以實現個體效益的最大化。宏觀經濟學則把資源配置作爲既定的前提，研究社會範圍內的資源利用問題，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個量分析，即研究經濟變量的單項數值如何決定。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則是總量分析，即對能夠反映整個經濟運行情況的經濟變量的決定、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進行分析。這些總量包括兩類，一類是個量的總和，另一類是平均量。因此，宏觀經濟學又稱爲總量經濟學。

　　（4）基本假設不同。

十原理
原理一

　　人們面臨交替關系關於作出決策的第一課可以歸納爲一句諺語：“天下沒有白喫的午餐。”爲了得到我們喜愛的一件東西，通常就不得不放棄另一件我們喜愛的東西。作出決策要求我們在一個目標與另一個目標之間有所取舍。
　　我們考慮一個學生必須決定如何配置她的最寶貴的資源棗時間。她可以把所有的時間用於學習經濟學；她可以把所有的時間用於學習心理學；她也可以把時間分配在這兩個學科上。她把某一個小時用於學習一門課時，她就必須放棄本來可以學習另一門課的一小時。而且，對於她用於學習一門課的每一個小時，她都要放棄本來可用於睡眠、騎車、看電視或打工賺點零花錢的時間。
　　還可以考慮父母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收人。他們可以購买食物。衣服，或全家度假。或者他們也可以爲退休或孩子的大學教育儲蓄一部分收人。當他們選擇把額外的一美元用於上述物品中的一種時，他們在某種其他物品上就要少花一美元。
　　社會面臨的另一種交替關系是效率與平等之間的交替。效率是指社會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東西。平等是指這些資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效率是指經濟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這塊蛋糕。在設計政府政策的時候，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
　　例如，我們來考慮目的在於實現更平等地分配經濟福利的政策。某些這類政策，例如，福利制度或失業保障，是要幫助那些最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另一些政策，例如，個人所得稅，是要求經濟上成功的人士對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人更多。雖然這些政策對實現更大平等有好處，但它以降低效率爲代價。當政府把富人的收人再分配給窮人時，就減少了對辛勤工作的獎勵；結果，人們工作少了，生產的物品與勞務也少了。換句話說，當政府想要把經濟蛋糕切爲更均等的小塊時，這塊蛋糕也就變小I。
　　認識到人們面臨交替關系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人們將會或應該作出什么決策。一個學生不應該僅僅由於要增加用於學習經濟學的時間而放棄心理學的學習。社會不應該僅僅由於環境控制降低了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不再保護環境。也不應該僅僅由於幫助窮人扭曲了工作激勵而忽視了他們。然而，認識到生活中的交替關系是重要的，因爲人們只有了解他們可以得到的選擇，才能作出良好的決策。

原理二

　　某種東西的成本是爲了得到它而放棄的東西
　　由於人們面臨着交替關系，所以，作出決策就要比較可供選擇的行動方案的成本與收益。但是，在許多情況下，某種行動的成本並不像乍看時那么明顯。
　　例如，考慮是否上大學的決策。收益是使知識豐富和一生擁有更好的工作機會。但成本是什么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你會想到把你用於學費、書籍、住房和夥食的錢加總起來。但這種總和並不真正地代表你上一年大學所放棄的東西。
　　這個答案的第一個問題是，它包括的某些東西並不是上大學的真正成本。即使你離开了學校，你也需要有睡覺的地方，要喫東西。只有在大學的住宿和夥食比其他地方貴時，貴的這一部分才是上學的成本。實際上，大學的住宿與夥食費可能還低於你自己生活時所支付的房租與食物費用。在這種情況下，住宿與夥食費的節省是上大學的收益。
　　這種成本計算的第二個問題是，它忽略了上大學最大的成本是你的時間。當你把一年的時間用於聽課、讀書和寫文章時，你就不能把這段時間用於工作。對大多數學生而言，爲上學而放棄的工資是他們受教育的最大單項成本。
　　一種東西的機會成本是爲了得到這種東西所放棄的東西。當作出任何一項決策，例如，是否上大學時，決策者應該認識到伴隨每一種可能的行動而來的機會成本。實際上，決策者通常是知道這一點的。那些上大學年齡的運動員如果退學而從事職業運動就能賺幾百萬美元，他們深深認識到，他們上大學的機會成本極高。他們往往如此決定：不值得花費這種成本來獲得上大學的收益。這一點兒也不奇怪。

原理三

　　理性人考慮邊際量生活中的許多決策涉及到對現有行動計劃進行微小的增量調整。經濟學家把這些調整稱爲邊際變動。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可以通過考慮邊際量來作出最優決策。
　　例如，假設一位朋友請教你，他應該在學校上多少年學。如果你給他用一個擁有博士學位的人的生活方式與一個沒有上完小學的人進行比較，他會抱怨這種比較無助於他的決策。你的朋友很可能已經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並要決定是否再多上一兩年學。爲了作出這種決策，他需要知道，多上一年學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和所花費的額外成本。通過比較這種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他就可以評價多上一年學是否值得。

　　再舉一個考慮邊際量如何有助於作出決策的例子，考慮一個航空公司決定對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價格。假設一架200個座位的飛機橫越國內飛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0萬美元。在這種情況下，每個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0萬美元／200，即500美元。有人會得出結論：航空公司的票價決不應該低於500美元。
　　但航空公司可以通過考慮邊際量而增加利潤。假設一架飛機即將起飛時仍有10個空位。在登機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买一張票。航空公司應該賣給他票嗎？當然應該。如果飛機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雖然一位乘客飛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邊際成本僅僅是這位額外的乘客將消費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汽水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錢大於邊際成本，賣給他機票就是有利可圖的。
　　正如這些例子說明的，個人和企業通過考慮邊際量將會作出更好的決策。只有一種行動的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一個理性決策者才會採取這項行動。

原理四

　　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由於人們通過比較成本與收益作出決策，所以，當成本或收益變動時，人們的行爲也會改變。這就是說，人們會對激勵作出反應。例如，當蘋果的價格上升時，人們就決定多喫梨少喫蘋果，因爲購买蘋果的成本高了。同時，蘋果園主決定僱傭更多工人並多摘蘋果，因爲出售蘋果的收益也高了。
　　對設計公共政策的人來說，激勵在決定行爲中的中心作用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往往改變了私人行動的成本或收益。當決策者未能考慮到行爲如何由於政策的原因而變化時，他們的政策就會產生他們意想不到的效果。
　　舉個例子來說明這種不想要的效果，考慮一下有關安全帶和汽車安全的公共政策。在50年代有安全帶的汽車很少。現在所有的汽車都有安全帶，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60年代後期，拉爾夫·納德爾（Ralph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公衆對汽車安全的關注。國會的反應是通過立法要求汽車公司生產包括安全帶在內的各種安全設備，安全帶成爲所有新汽車的標準設備。
　　安全帶的法律如何影響汽車安全呢？直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由於所有汽車都有安全帶，更多的人系安全帶，重大車禍發生時存活的概率提高了。從這種意義上說，安全帶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安全帶對安全的這種直接影響正是國會要求有安全帶時的動機。
　　但是，要完全了解這個法律的影響就必須認識到，人們由於他們所面臨的激勵而改變了自己的行爲。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的行爲是駕駛員开車時的速度和謹慎程度。緩慢而謹慎地开車是有代價的，因爲這要耗費駕駛員的時間和精力。當決定謹慎开車的程度時，理性人要比較謹慎开車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當提高安全程度的收益高時，他們就會更慢、更謹慎地开車。這就可以解釋爲什么人們在道路有冰時會比道路幹淨時更緩慢而謹慎地开車。
　　佩茲曼對汽車安全的分析僅僅舉出了人們對激勵作出反應的一般原理的一個例子。經濟學家研究的許多激勵要比汽車安全法的激勵更爲直接。例如，沒有一個人對向蘋果徵稅會引起人們少买蘋果感到驚訝。然而，正如安全帶的例子所說明的，政策有時也會有事先並不明顯的影響。在分析任何一種政策時，不僅應該考慮直接影響，而且還應該考慮激勵發生作用的間接影響。如果政策改變了激勵，它就將使人們改變自己的行爲。
　　即問即答列出並簡要解釋個人作出決策的四個原理。
　　

原理五

　　貿易能使每個人狀況更好也許你在新聞中聽到過，在世界經濟中日本人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在某些方面，這是真的，因爲美國和日本企業生產許多相同的產品。福特公司和豐田公司在汽車市場上爭奪同樣的顧客。康柏公司和東芝公司在個人電腦市場上爭奪同樣的顧客。
　　但在思考國家之間的競爭時，這種想法很容易成爲誤導。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並不像體育比賽一樣，一方贏而另一方輸。實際上，事實正好相反：兩國之間的貿易可以使每個國家的狀況都變得更好。
　　爲了說明原因，我們考慮貿易如何影響你的家庭。當你的一個家庭成員找工作時要與也在找工作的其他家庭成員競爭。當各個家庭購物時，他們也相互競爭，因爲每個家庭都想以最低的價格購买最好的東西。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經濟中每個家庭都與所有其他家庭競爭。
　　盡管有這種競爭，但把你的家庭與所有其他家庭隔絕开來並不會過得更好。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的家庭就必須自己種糧食，自己做衣服，蓋自己住的房子。顯然，你的家庭在與其他家庭交易的能力中受益匪淺。無論是在耕種。做衣服或蓋房子方面，貿易使每個人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通過與其他人交易，人們可以按較低的價格买到各種各樣的物品與勞務。
　　國家和家庭一樣也從相互交易的能力中獲益。貿易使各國可以專門從事自己最擅長的活動，並享有很多的各種各樣物品與勞務。日本人和法國人、埃及人與巴西人一樣，既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又是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夥伴。

原理六

　　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了全部經濟學中最有名的觀察結果：家庭和企業在市場上相互交易，他們仿佛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場結果。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只看不見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當你學習經濟學時，你將會知道，價格就是看不見的手用來指引經濟活動的工具。價格既反映了一種物品的社會價值，也反映了生產該物品的社會成本。由於家庭和企業在決定購买什么和出賣什么時關注價格，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地考慮到了他們行動的社會收益與成本。結果，價格指引這些個別決策者在大多數情況下實現了整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結果。
　　關於看不見的手在指引經濟活動中的技巧有一個重要推論：當政府阻止價格根據供求自發地調整時，它就限制了看不見的手協調組成經濟的千百萬家庭和企業的能力。這個推論解釋了爲什么稅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稅收扭曲了價格，從而扭曲了家庭和企業的決策。這個推論還解釋了租金控制這類直接控制價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傷害。而且，這個推論也解釋了共產主義的失敗。在共產主義國家中，價格不是在市場上決定的，而是由中央計劃者指定。這些計劃者缺乏那種在價格對市場力量自由地作出反應時反映在價格中的信息。中央計劃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爲它們在管理經濟時把市場上那只看不見的手縛起來了。

原理七

　　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雖然市場通常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一種好方法，但這個規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幹預經濟的原因有兩類：促進效率和促進平等。這就是說，大多數政策的目標不是把經濟蛋糕做大，就是改變蛋糕的分割。
　　看不見的手通常會使市場有效地配置資源。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有時看不見的手不起作用。經濟學家用市場失靈這個詞來指市場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情況。
　　市場失靈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外部性是一個人的行動對旁觀者福利的影響。污染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家化工廠並不承擔它排放煙塵的全部成本，它就會大量排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可以通過環境保護來增加經濟福利。
　　市場失靈的另一個可能原因是市場勢力。市場勢力是指一個人（或一小羣人）不適當地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例如，假設鎮裏的每個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這口井的所有者對水的銷售就有市場勢力棗在這種情況下，它是一個壟斷者。這口井的所有者並不受殘酷競爭的限制，而正常情況下看不見的手正是以這種競爭來制約個人的私利。你將會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規定壟斷者收取的價格有可能提高經濟效率。
　　看不見的手也不能確保公平地分配經濟成果。市場經濟根據人們生產其他人愿意买的東西的能力來給予報酬。世界上最優秀的籃球運動員賺的錢比世界上’l最優秀的棋手多，只是因爲人們愿意爲看籃球比賽比看象棋比賽付更多的錢。看不見的手並沒有保證每個人都有充足的食品，體面的衣服和充分的醫療保健。許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稅和福利制度）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更平等的經濟福利分配。
　　我們說政府有時可以改善市場結果並不意味着它總能這樣。公共政策並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極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時所設計的政策只是爲廠有利於政治上有權勢的人。有時政策由動機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領導人制定。學習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你判斷，什么時候一項政府政策適用於促進效率與公正，而什么時候不行。
　　即問即答列出並簡要解釋關於經濟相互交易的三個原理。
　　整體經濟如何運行(返回)
　　我們從討論個人如何作出決策开始，然後考察人們如何相互交易。所有這些決策和相互交易共同組成了“經濟”。後三個原理涉及到整體經濟的運行。

原理八

　　一國的生活水平取決於它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世界各國生活水平的差別是驚人的。1993年，平均美國人的收人爲2．5萬美元。同一年，平均墨西哥人的收人爲7000美元，而平均尼日利亞人的收人爲1500美元。毫不奇怪，這種平均收人的巨大差別反映在生活質量的各種衡量指標上。高收人國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國家的公民擁有更多電視機、更多汽車、更好的營養、更好的醫療保健，以及更長的預期壽命。
　　隨着時間推移，生活水平的變化也很大。在美國，從歷史上看，收人的增長每年爲2％左右（根據生活費用變動進行調整之後）。按這個比率，平均收人每35年翻一番。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甚至更快。例如，在日本，近20年間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而韓國在近10年間平均收入翻了一番。
　　生產率和生活水平之間的基本關系是簡單的，但它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生產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決定因素，那么，其他解釋的重要性就應該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上個世紀美國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歸功於工會或最低工資法。但美國工人的真正英雄行爲是他們提高了生產率。另一個例子是，一些評論家聲稱，美國近年來收人增長放慢是由於日本和其他國家日益激烈的競爭。但真正的敵人不是來自國外的競爭，而是美國生產率增長的放慢。
　　生產率與生活水平之間的關系對公共政策也有深遠的含義。在考慮任何一項政策如何影響生活水平時，關鍵問題是政策如何影響我們生產物品與勞務的能力。爲了提高生活水平，決策者需要通過讓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擁有生產物品與勞務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獲取最好技術的機會o
　　例如，過去10年間美國許多爭論集中在政府的預算赤字上棗政府的支出超過了政府收人。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對預算赤字的關注主要根一據它對生產率的不利影響。當政府需要爲預算赤字籌資時，它就要在金融市場上借錢，這就像學生要借錢爲上大學籌資，或者企業要借錢爲新工廠籌資一樣。因此，當政府借錢爲赤字籌資時，就減少了其他借款者所能得到的資金量。這樣，預算赤字就減少了人力資本（學生的教育）和物質資本（企業的工廠）的投資。由於現在的低投資意味着未來的低生產率，因此，一般認爲預算赤字抑制了生活水平的增長。

原理九

　　當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時，物價上升1921年1月，德國一份日報價格爲0．3馬克。不到兩年之後，1922年11月，一份同樣的報紙價格爲7000萬馬克。經濟中所有其他價格都以類似的程度上升。這個事件是歷史上最驚人的通貨膨脹的例子，通貨膨脹是經濟中物價總水平的上升。
　　雖然美國從未經歷過接近於德國20世紀20年代的情況，但通貨膨脹有時也成爲一個經濟問題。例如，70年代期間，物價總水平翻了一番還多，傑拉德·福特（DeraldFord）總統稱通貨膨脹是“公衆的頭號敵人”。與此相比，在叨年代，通貨膨脹是每年3％左右；按這個fL率，物價20多年才翻一番。由於高通貨膨脹給社會帶來了各種代價，所以世界各國都把保持低通貨膨脹作爲經濟政策的一個目標。
　　什么引起了通貨膨脹？在大多數嚴重或持續的通貨膨脹情況下，罪魁禍首結果總是相同的棗貨幣量的增長。當一個政府創造了大量本國貨幣時，貨幣的價值下降了。在20年代初的德國，當物價平均每月上升3倍時，貨幣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美國的情況雖然沒有這么嚴重，但美國經濟史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70年代的高通貨膨脹與貨幣量的迅速增長是相關的，而叨年代的低通貨膨脹與貨幣量的緩慢增長也是相關的。

原理十

　　社會面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短期交替關系
　　在經濟學家中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大多數經濟學家現在接受了這樣一種思想：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存在短期交替關系。根據普遍的解釋，這種交替關系的產生是由於某些價格調整緩慢。例如，假定政府減少了經濟中的貨幣量。在長期中，這種政策變動的惟一後果是物價總水平將下降。但並不是所有的價格都將立即作出調整。在所有企業都印發新目錄，所有工會都作出工資讓步，以及所有餐館都印了新菜單之前需要幾年時間。這就是說，可以認爲價格在短期中是粘性的。
　　由於價格是粘性的，各種政府政策都具有不同於長期效應的短期效應。例如，當政府減少貨幣量時，它就減少了人們支出的數量。較低的支出與居高不下的價格結合在一起就減少了企業銷售的物品與勞務量。銷售量減少又引起企業解僱工人。因此，”對價格的變動作出完全的調整之前，貨幣量減少就暫時增加了失業。
　　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只是暫時的，但可以持續數年之久。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對理解經濟中的許多發展是至關重要的。特別是決策者在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時可以利用這種交替關系。短期中決策者可以通過改變政府支出量、稅收量和發行的貨幣量來影響經濟所經歷的通貨膨脹與失業的結合。由於這些貨幣與財政政策工具具有如此大的潛在力量，所以，決策者應該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來控制經濟，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