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主義
發展趨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學者相繼提出了新福特主義、後福特主義等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現實發展的最新描述與概括。這些新概念不僅逐漸被引入經濟學各分支學科如地理(空間)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管理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等，而且也滲入到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如政治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等領域。朝這些最新描述也爲中國各學科領域的許多學者所關注，但從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來看，對這些概念並不是很清楚，不同概念之間存在着較多的混淆之處。系統梳理這些概念、闡明其差異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最新演變。
第一，以生產機械化、自動化和標準化形成的流水线作業及其相應的工作組織，通過大規模生產極大地提高了標準化產品的勞動生產率。通過勞動概念和勞動執行的不斷分工與再分工，工作任務被分割爲小塊，由很快即可訓練勝任的低技能工人進行。每個工人需完成的動作和工作的速度，由橫向分割的科層化管理部門控制的技術系統決定，管理部門實現了對勞動過程的完全控制，工人喪失了對勞動過程的自主性。
第二，勞資之間通過集體談判所形成的工資增長與生產率聯系機制誘發了大規模消費，促進了大規模生產的進一步發展。隨着美國企業內部勞動過程的變化導致大規模生產的興起，勞資關系也經歷着從勞資雙方關於工作過程控制權的鬥爭到後來爲保障就業權和工資決定的鬥爭的演變過程，最終形成了以勞資集體談判制度爲核心的勞資關系新形式。工資的集體談判和決定、勞動合同的長期性、最低工資的累進增加機制等成爲國內需求的重要來源。
第三，資本家之間的壟斷競爭格局使生產建立在對未來計劃的基礎之上。專用性機器投資和低技能工人相結合的生產過程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通過加速資本周轉來降低高資本有機構成對利潤率的影響，促進了企業之間縱向一體化過程，從而在主要行業形成了壟斷競爭的市場格局。標準化產品的長生命周期具有很強的可預測性，开闢新需求的突破性技術或產品創新速度是非常緩慢的。
第四，凱恩斯主義國家幹預政策與福利國家制度，不斷熨平經濟周期和維持有效需求，調節着大規模生產與大規模消費的良性循環。福利國家制度保證了孕婦、病人、退休和失業的人能夠得到穩定的收入， 與前述勞資集體談判制度一起促進了大規模消費的穩定增長。
第五，美國支配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關貿總協定，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積累過程的順利進行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
20世紀70年代以來，福特主義的內在缺陷由於外部一系列條件的變化不斷顯性化，生產和消費之間的良性循環已不復存在：企業組織內部極度的等級制勞動分工造成的激勵問題，使通過勞動過程的科學化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日益困難；投資項目龐大，延長了形成生產能力和賺取利潤的時間並增大了風險；勞資之間寡頭壟斷局面使工資和價格下降的調節形式難以發揮作用；市場飽和以及消費模式向多樣化轉變，建立在標準化產品、長周期生產基礎上的生產模式不再具有大規模生產的優勢，福特主義企業組織獲取高額利潤更加困難；凱恩斯主義國家幹預政策和福利國家制度不斷增加的社會开支難以爲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各國經濟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國際環境。福特主義出現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开始了近20年的經濟結構調整過程。
1、在這一規律支配下，總是想方設法在競爭中取勝的資本家，孜孜不倦地採用價錢較貴但能進行廉價生產的新機器，實行新分工，以代替舊機器和舊分工，並且不等到競爭使這些新措施過時，就這樣做了。面對如此巨大的生產能力，而羣衆的消費力和收入水平又非常低，資本家只有生產價格越低的產品才能越符合市場的需求。所以，市場競爭突出表現爲價格競爭，甚至表現爲價格战，這必然導致資本家的低利潤，而長期的低利潤必然對企業的發展構成嚴重的障礙。所以，馬克思不無道理地指出：“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除了必須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商品以外，換句話說，除了使它的資本的價值增值的條件惡化以外，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
2、可見，資本主義時代自由競爭的悖論在於，競爭越激烈，商品的生產能力越巨大，商品價值實現的條件越困難，從而導致企業和行業的利潤越低。從這一角度出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並不樂觀。但現實的資本主義發展證明，由於生產方式的改變，競爭的悖論尚未構成經濟發展的最終束縛。
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進入大規模生產階段之後。社會具備了爲消費者提供大量物質產品的生產能力。這一方面爲大衆消費創造了物質條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消費的支持。大衆消費困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而成爲一種強剝的社會需求。汽車工業爲代表的大規模生產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結果就是大衆消費：一個由工薪階層組成的能夠吸收大規模生產產品的足夠大的大衆市場。
作爲一種管理方式的變革，福特制廣泛地應用於汽車生產中，節省了時問降低丁成本、增加了產量，提高了工人的工資，也使汽車的售價能爲廣大公衆所接受，商品生產者變得有能力購买他剛自己生產的產品，大規模生產和大衆消費聯系在一起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福特的名字都代表着大生產和大衆消費所帶來的繁榮。
在汽車銷售中，福特的出發點是無淪是富人還是窮人都可以平等地擁有廉價而耐用的汽車，也就是說在擁有汽車方面，富人和窮人是平等的，大衆消費實際上是一種平等消費。爲了維持或擴大生產規模、獲取更多的利潤，企業除了要生產出高質低價、適錆對路的產品以外，還必須利用種種手段來刺激越來越多的人購买。擴大購买人羣的最重要的一個辦法是實現平等消費”，即承認普通公衆都有享受的權利，其要有錢，每十人都可以進行消費，甚至一時沒錢也可以借助於分期付款或惜貸抵押的辦法來消費。這種消費權利的平等是一種新型民主或者說是民主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19世紀，人們往往是通過獲得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來達到平等。到了20世紀，人們變成通過消費來達到平等。消費耐用品和奢移品已不再是富人或上層階級的特權，而是每十普通公衆的權利。這與傳統社會只承認少數王公貴族有權享受相比確實是一種進步。
福特是第一位將大衆消費和大規模生產結合起來指導龐大企業的企業家，他开剖了現代社會工業史的新紀元，使美國的社會經濟從以生產定向轉向了以消費定向。福特制的真正意義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個體生產者當下的經濟要求，大衆化生產在生產出大量產品的同時，也生產出了一系列對整十現代社會有着深捌影響的事件。例如，工薪階層生活方式的結掏性變化、銷售和消費觀念的變化等等．這些事件不僅改變了經濟部門本身，而且也改變了隨後幾十年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
制造便宜的商品以及通過高工資積累增加對工業產品的需求是一個相當成功的經濟發展策略。福特制不僅帶來勞動力組織和生產方式的變化，提高了資本家的利潤，而且也使工薪階層整體的生活方式發生r結悔性變化。廣義地講，工人們取得的景重要的權利就是自由工會及更安全的社會保障系統．最重要的利益是充足的就業機會、穩定的工薪增長和一些社會福利。工人們並沒有向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控制質疑，僱主們也決心忍受工人們的權利和機遇以換取更有利可圖的經濟環境。這種基本的聯盟也使“豐褡的社會得以形成；另外，家庭經濟的解體和平等消費，使得工人們從最初的生活背景中分離出來，使工人有了更多自由選擇的機會並可以甩消費來支持持十人的發展，這對工業社會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新福特主義實際上是對美英兩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實踐的概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將福特主義危機歸因於工資，認爲不斷提高的協議工資和福利是提高產品成本的重要來源，從而是福特主義企業喪失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國家所面臨的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經濟衰退等問題，都源於凱恩斯主義國家不受節制的國家幹預和福利主義制度，因此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重新恢復市場機制，通過減少國家、社會和工會對經濟幹預的力量，建立更加彈性的勞動市場，通過減少工資、稅收开支等手段，來增強企業的經濟競爭力。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過去2O年中，美國和英國引入了市場規則，把國家的角色定位爲創造條件，以保證市場的自由運作，而不再是在僱主與僱員之間促成一種妥協，爲此必須阻止工會使用壟斷權力控制工資，工人獲得的收入應根據他們在不受管制的勞動市場中出賣其技能、知識的狀況決定。
針對美英兩國的實踐，以williams等爲代表的學者認爲，邊際利潤的下降促使許多資本主義企業拒絕福特主義的勞資集體談判協議。竭力弱化各種工人組織、將僱傭工人的收益壓低到標準以下。通過兼職工或I臨時工替代全日制工，實行沒有完全取消但減少收益如縮減工資、加強工作強度、強制性加班等策略。通過合法或非法措施實施侵犯勞工積極活動家的各種行爲等等。這種資方對僱傭勞動的進攻實踐(offensive)，從2O世紀7O年代末至今在美英等國不斷出現，一定程度上以降低勞工收入的方式提高了資方的邊際利潤水平。Williams等學者認爲，這種資方對僱傭勞動進行強烈的壓榨——通過降低勞動力報酬和抨擊勞動力保護法來建立高度彈性勞動市場以提高邊際利潤的战略，但仍然保留泰勒主義(Taylo-rism)科學管理原理的大規模生產模式即爲新福特主義。
1、大規模生產。
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下，一個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一個資本家逐出战場，爲此他必須提高勞動生產力，而增加勞動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運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由此造成的必然結果是：分工必然要引起更進一步的分工；機器的採用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採用；大規模的生產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生產。
2、標準化產品。
在泰勒制原則指導下，通過勞動的標準化、強化的技術分工和高度專門化的機器，可以生產出標準化的產品。這種強化的標準化使流水线上的分工達到最細微的地步，其結果是實現了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從形式上隸屬於資本轉變爲實際上隸屬於資本。
3、垂直型的組織形式。
在以分工和專業化爲基礎的生產過程中，分工越來越細，爲達到提高效率和節省成本的目的，企業的唯一選擇只能是運用周密的計劃和決策、強有力的指揮和控制以及嚴格的監督和獎懲來保證生產流水线的有序高效運行，於是就形成了垂直管理的組織形式和大企業中的等級結構。
4、剛性生產，即勞動技能、管理結構、組織邊界及產品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剛性特徵。
在生產組織上主要表現爲：（1）生產的內部化，即產品的各個環節都在同一個企業內部完成。（2）系統的封閉性，即產品的各個部分都由同一個企業完成。（3）功能的齊全化，即企業必須具備完整、全能的各項功能。爲了在綜合型的競爭中獲勝，各個企業都必須考慮自己這個“木桶”，尤其要着眼於修補其中最短的木板。
5、生產者決定論。
工業經濟時代，規模經濟效益依靠廠商資本投入的增加、生產的內部化、系統的封閉性和功能的齊全化，這意味着廠商必須和有能力完成產品的各個部分和環節，這些都構成了最終產品生產較高的進入壁壘，生產者從而控制着產品的定制權和定價權，事實上擁有着生產者主權。
6、寡頭壟斷型的市場結構。
在福特主義下，資本利潤主要來源於規模經濟效益和寡頭廠商之間合謀形成的產量限制和壟斷高價。面對競爭帶來的壟斷，當時的市場法制制度大多實行旨在削弱企業聯合和各種形式集體行動的反托拉斯法，但保護競爭的舉動，正如前面所言，又不可避免地陷入競爭悖論，資本主義生產面臨着兩難抉擇。
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是指以滿足個性化需求爲目的，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爲基礎，生產過程和勞動關系都具有靈活性（彈性）的生產模式。它在許多方面具有與福特主義完全不同的特徵。
在美英等國面臨着“福特主義危機”的同時，西方學者發現，意大利、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某些地區和日本，卻出現了與美國企業邊際利潤下降的相反局面。在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研究中，調節學派的學者指出福特主義正處在向後福特主義的演變過程之中，並描述了後福特主義已經呈現的部分主要特徵：持續的產品／工藝創新；終身僱傭的具備高技能和高歸屬感的僱傭工人；對剩余的折衷分配；企業組織通過多級分包網絡來利用市場、產品和技術信息，並保持分包商之間的競爭；制造業、銀行和國家分擔技術創新的長期战略。但調節理論並沒有區分後福特主義的兩種模式，即建立在中小企業之間動態分工網絡的“彈性專業化”模式和以大企業爲核心並控制多層次分包企業網絡的“精益生產”模式。這兩個模式實際上都強調了解除泰勒制的勞動分工和嚴格的管理控制，注重發展有高度專業技能和充分自主控制權的僱傭勞動，生產人員具有足夠的自主控制權以便實現對生產過程的快速調整的實踐；強調保持與生產相關的活動如設計、營銷、顧客服務等整體一致性，以及縮短產品周期、多功能機器與利用微電子技術發展企業間網絡對適應消費者需要變化的重要性。
1、大規模定制。
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收入的提高，人們對各種不同類型的產品和服務的社會需求日益增大。在競爭的壓力下企業必須實現成本的持續下降，而各類企業又必須對日益增長的個性化需求做出反應。大規模定制正好適應了企業必須採取能同時提高效率和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战略。模塊化是大規模定制的一個關鍵。通過將大規模生產的模塊化構件組合並裝配成可定制的產品或服務，大規模生產和定制生產這兩種生產模式的優勢被有機地結合在大規模定制這一生產方式中，在保證企業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又滿足了用戶個性化的需求。
2、水平型組織形式。
與傳統的全能型大企業不同，新生產體系通過細化的產業分工，從專業化的角度將原先屬於企業內部的職能部門外包出去，使每個企業只專注於某一個部件或產品的一個部分，因而企業的生產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網絡與其他企業相互協調來完成的，大企業的垂直管理被水平管理所代替。
3、消費者主權論。
在供大於求的過剩經濟時代，需求和消費力是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企業不但要不斷地運用先進的科技知識去創造新產品和新產業，而且要堅持不懈地進行創新速度的革命。在這種被熊彼特稱爲“創造性毀滅”的創新競爭中，消費者的潛在消費欲望得到滿足，效用獲得最大化。而企業通過技術的完善和多功能機器的有效利用保證了足夠的利潤水平。但由於受到替代品和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其所取得的壟斷地位只能是短暫的，並不能持續下去。
4、彈性生產。
按照“新水桶原理”，企業總是用自己強優勢部分與其他企業的強項相結合，組成靈活的單元或團體。也就是說，企業不再僅僅着眼於修補自己的矮木板，而是將自己水桶中最長的一塊木板拿去和別人合作，共同去完成一個容積更大的水桶，然後從新的大水桶中分得自己的一部分，因而有效克服了傳統形式只強調僵化的技術分工以及只講分工不講整合的缺陷。
5、競合型的市場結構。
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下，分工和專業協作的程度越來越高，一個企業無論有多雄厚的實力都離不开與其他企業的有效合作。
1．彈性專業化理論。
因此，他們提出，非集中化的工人自我管理的企業是採用微電子技術的最佳組織形式，小規模的工人之間的合作，不受官僚化緩慢的決策阻礙並擁有更多負責任的工人。在意大利北部和其他地方出現的手工生產企業，由熟練工人進行中小批量生產，取代了由非熟練工人進行的大規模標準化產品的生產。勞動過程是由對質量負責的自我管理的團隊來進行的，這種安排既減少了剛性又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通過信任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小企業形成彈性網絡的區域組織，完善了彈性專業化理論。在意大利北部和其他地方，當消費者需求變化時，爲了生產特定產品而出現的具有臨時從屬關系的企業，被不同的同盟關系所取代，彈性要求在一個更廣的區域網絡中的各企業之間保持一種長期的聯系。
2．精益生產理論。
由於一系列歷史偶然因素，战後日本佔主導的企業從來沒有完全採用福特主義相反，它們發展了精益生產方式②。沃麥克等學者認爲這種生產方式將要取代大規模生產和手工生產，成爲21世紀標準的全球生產體制。精益生產的主要目標是減少所有不能增加產品最終價值的間接勞動形式，包括監督活動、質量控制、維護工作和清理工作等等。通過各種工作輪訓將車間工人培養成能自我管理的多技能的勞動者，來減少這些崗位。多技能的工人將對質量的關注、機器的維護和清理工作在勞動過程中結合在一起，對如何處理在生產中出現的問題處於一個特殊的地位，即具有持續改進的能力。通過將研發、生產和銷售等部門的代表組成工作團隊，在這三個部門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系，提高了工藝創新和產品創新的速度和應用性。企業將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和其核心競爭力相適應的生產區域，那些分散企業對核心能力的勞動過程和爲生產最終產品所需的一系列越來越多的投入，通過各種轉包合同安排、合資企業外包給其他企業。
精益生產理論認爲，最大利潤來自於爲特定消費者的特定需求提供產品或勞務。企業採用各種信息技術和組織創新來詳細地追蹤消費者的行爲並予以及時反應，從而達到以更短的生產周期、更低的存貨水平向消費者提供多品種的產品。當消費者的需求信息到達後，一系列的過程开始了：消費者需要產品的信息傳遞到最終生產线，最終生產线需要的不同零部件信息傳遞到那些生產半成品的地方一直傳遞給原材料和其他投入的供應商。生產和銷售的每一步都在必要的基礎上完成任務，即在整個過程中由下一階段使用結果決定的“及時生產”。“及時生產”意味着生產者、供應商和銷售商之間的關系已經形成了信息和技術共享的網絡，有助於形成緊密協作設計的新慣例。
在精益生產方式中，隨着信息處理資源越來越掌握在企業一线工作區域，工作團隊的自主權增加，企業內部協調信息發生了從中央集中處理到分散處理的範式轉換。同時信息技術有助於打破分割設計、生產、營銷和管理等職能的等級制障礙，從而使這些部門中的任何一個人員，不需要經過等級制的縱向渠道就可以相對容易地獲得其他部門的信息。這樣，傳統的M型管理和控制結構不斷削弱並趨於扁平化。
提出新福特主義和後福特主義等範疇的西方激進學者，繼續以工業化過程作爲他們分析的中心，而不同意以貝爾爲代表的學者提出的後工業化社會的觀點。都認爲資本主義經濟演進的新階段是對福特主義危機的反應，都強調了社會組織形式和微電子技術發展之間的緊密聯系。但是，對於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演變方向，兩派學者觀點截然不同，自20紀80代末期以來，他們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开了長期論战：一是用來例證資本主義新的生產方式的經驗事例的數量多少；二是在既定時期內最具有活力的部門和區域中採用資本主義新的生產方式的範圍怎樣；三是這種新的生產方式預示未來資本主義最可能發展路徑的程度如何。從近10年來的爭論來看，更多的學者認爲後福特主義代表着資本主義最新演變的實際狀況。
在任何既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式存在着多樣性：不同的甚至相對立的生產方式同時存在並發揮着各自的作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方式從來就不是純粹的，因爲非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作爲創新的產物以及競爭和模仿的結果，從來不會被佔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完全排擠出去，任何經濟體系中的生產方式都能分成佔主導地位的形式和其他形式以及相異形式。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應着眼於既定的經濟體系中，佔主導地位的、支配最大量商品交換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式。同時也必須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體形式的歷史發展從來就不是线性的，而是相繼不同的發展模式的結合，其中既有分叉又有迂回，福特主義的危機必然導致新發展模式的誕生。新福特主義注意到了資本主義企業對福特主義危機的適應性反應一一通過資本對勞動的壓榨來保持邊際利潤，而實現這種資本對僱傭勞動的攻擊需要改變已有模式中的其他方面利益關系，如勞資關系、國家和資本之間的關系等等。實際上在每一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體演變過程中，都會出現資本對勞動的攻擊和過度壓榨。例如馬克思在談到機器大工業的經濟後果時，分析了當時家庭作坊、手工工場對工廠制度的反應，也是加深了資本對勞動的攻擊。再如在福特主義興起的過程中，限於英國工會的強大勢力，英國企業卻通過降低原料質量來提高僱傭工人的勞動強度以降低成本，與當時最先進的美國福特主義企業進行競爭。但這種適應性措施最終會在更有效率的生產模式下喪失其潛力，最終向新模式轉化。
因此，代表資本主義演變的最新方向的，應該是那些對福特主義危機採取了創新性反應的資本主義企業一一即通過創新來提升邊際利潤。盡管可能在數量上开始佔少數，但是其潛力會逐漸被更多的企業所發現，因而不斷被模仿和擴散，最終成爲佔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新生產方式，盡管在模仿和擴散過程中，因爲各國歷史、文化等具體因素的不同，後福特主義生產模式在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很多差異，但其本質特徵卻具有很強的一致性。例如，在上世紀70代以來一直採用新福特主義的美英等國，越來越多的企業、部門和區域开始了向後福特主義的轉化過程。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新福特主義對勞資集體談判制度的衝擊、國家對經濟放松管制所導致的彈性勞動市場、工作資格和分類的排斥，恰恰是美英兩國後福特主義興起的必要前提。
彈性專業化理論和精益生產理論作爲後福特主義發展的兩個方向，都是在福特主義面臨着“危機”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兩種理論都深刻地分析了福特主義企業組織內部僵化的生產過程、職能部門分工與市場需求變化之間的矛盾；分別從“第三意大利”小企業之間分工合作模式和日本豐田生產模式中概括出各自的理論；分析了資本主義企業組織之間分工協作關系或企業組織內部分工活動的變換而呈現的彈性化、靈活化特徵。
彈性專業化理論觀察到了小企業之間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礎上動態網絡的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來源於具有較高技能的工人與新技術的結合供應細分市場的靈活性。但是，在當代經濟中，缺乏趨向彈性專業化理論描述的非集中的工人合作模式。福特主義企業組織的規模確實縮減了，但企業規模和相對的經濟勢力仍然是顯著的、並不成比例地保持在全球少數的幾個企業之手。在那些與彈性專業化理論相適應的小企業佔主導的地區，成功的企業傾向於隨時間增加企業的規模和相對的經濟勢力。例如，Benetton已經成爲一個支配由小企業組成的網絡的巨型企業，即向以核心大企業控制多層次分包企業的動態網絡模式演變也沒有多少的證據表明大規模生產市場已經飽和了，因而沒有多少理由斷言爲大規模市場生產產品的大企業將要消失。從創新的角度來看，小規模的工人合作確實能動員一线工人的才智，彈性專業化顯然適合邊際產品創新和邊際工藝創新。但是，如果考慮到創新的其他形式，例如，採用若幹相關技術並使其相互協調的系統創新；將以前不相關的技術按新的方式組合在一起的混合技術發展等。這些創新的頻繁發生一般要求同一組織內部制造和設計部門保持緊密聯系。保持不同技術環境下工作人員之間的正式和非正式聯系，顯然需要大規模企業。
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生產調整的趨勢日益具有彈性和分散化的特徵，通過以低成本來生產多樣化的產品對變動不居的市場需求做出及時的反應，保持資本積累的增殖能力。在大規模生產的企業組織內部，把核心和邊緣勞動力結合起來，建立一個結構化勞動控制網絡。把創新性研究與發展和資本密集型的技術集中在中心企業內，利用數控的通用性機器和技術熟練、適應力更強的勞動力實際進行。由邊緣企業組織負責標準化的勞動密集型階段的生產，這些邊緣企業可能與核心企業屬於一個公司，也可能是通過外包並依附核心的企業來進行生產過程，這些企業組織採用標準化機器和工資低廉、勞動條件惡劣的低技能工人進行生產。利用“沒有集中化的集中這一新興規則”將小企業的彈性優勢轉變爲鞏固和擴張自己力量的工具。
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福特主義向後福特主義演變的趨勢所造成的長期效果，是破壞了工人自主的集體社會力量，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演變在某一階段的某些方面，對某類工人羣體是有吸引力的，從而對工人集體形成一個統一战略起阻礙作用，單個工人不得不適應這種轉變以求生存。同時這種演變开始從生產領域擴展到整個社會，不僅影響到社會中所有的其他企業形式，而且通過競爭、效仿和滲透，重構企業之間、國家與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因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的變化可能爲全球的生產關系確立新的模式，這顯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需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海爾推出的這一營銷方式，就是被美國著名營銷專家科特勒譽爲21世紀市場營銷最新領域之一的“定制營銷”。這一營銷模式，雖然不似“創牌運動”、“價格大战”等在中國市場搞得轟轟熱烈，但也已不再是個別的、偶然的經營行爲，它正以一種強勁的整體趨勢撲面而來，靜悄悄地推動着中國市場的營銷革命。
事實上，定制營銷是市場細分战略的深度發展，市場細分的最終結果就是只有一個顧客的市場。將細分市場的營銷方式發展到極致的，當數戴爾計算機公司。它可以針對每一個客戶的不同需求，以低於競爭者的成本提供超值的、個性化的服務。這種“一對一的定制營銷”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爲“戴爾制”。因爲，20世紀初在美國誕生了“福特制”，它代表的是大規模生產方式。正是這一生產方式，使美國企業在20世紀的一多半時間裏，贏得了全球經濟的統治地位。
中國市場悄然掀起的“戴爾制”營銷战略，是指企業在大規模生產的基礎上，將每一位顧客都視爲一個單獨的細分市場，根據個人的特定需求來進行市場營銷組合，以滿足每位顧客的特定需求。在“福特制”中，顧客總是處於價值鏈的最末端，處於從屬、被動的地位，市場有什么就賣什么。福特早期就曾說“不管消費者要什么，我只有黑色”、“要還是不要，二者擇一”，整個營銷活動終結於消費者；在“戴爾制”中，顧客位於價值鏈的最前端，處於主導、主動的地位，生產是圍繞其需求轉的，定義和生產產品由顧客和生產者共同完成的，整個營銷活動起始於消費者。“戴爾制”營銷與以往的手工定做也不同，它不只是滿足某一顧客特定需求的個別行爲，而是在滿足顧客多樣化、個性化需求基礎上，借助現代最新技術的大規模定制。“戴爾制”營銷的適用範圍十分廣泛，不僅可以用於電腦、冰箱、皮鞋、自行車等有形產品，也可用於無形產品的定制，如金融咨詢、信息服務等。《大規模定制》的作者約瑟夫.潘恩（JosephPine）說：“任何能夠進行數字化處理的東西，都能定制。”
1、現代消費出現了強烈的個性化需求。
標準化、大規模的產品制造已使人們厭倦，顧客希望自己所購买的是個性化的、真正屬於自己的、獨一無二的商品。如北京一位年輕白領說：“我向往有一臺半透明的、淺藍色的電腦，顯示屏有寬銀幕效果和設定的保護屏，最常見的圖案爲李玫唱《迫在眉梢》MTV的場景——那時她是一條美人魚，在水下呼吸，在水下蜷曲或漂遊。電腦有薄荷糖的味道，有海水的幽涼氣息。”
2、市場競爭日趨加劇的必須趨勢。
市場競爭的焦點，就是爭奪消費者，這就要求企業必須不斷吸引並保持顧客的注意力，不斷與顧客進行信息交流，形成一對一的對話，顧客需求什么樣的產品，就生產什么樣的產品；客戶需求什么樣的服務，就提供什么樣的服務。如伊萊克斯的“你的”冰箱，一改冷冰冰的“千家一面”，有京劇臉譜、八大山人的古代山水、凡高的向日葵等美妙色彩，還有着意味深長的內置造型，爲冰箱營造出豐富的“表情”，這種強烈的視覺衝擊風暴定然能夠打動消費者的購买欲。
3、信息技術迅猛發展的強烈催化。
網絡經濟、電子商務的出現，爲定制營銷提供了最新潮、最快捷、最有成效的途徑。互聯網使企業能輕松自如地同每一個顧客進行持續的一對一的對話，不費勁地收集大量數字化的定制數據，確切了解顧客的愛好並作出迅速反應，滿足顧客的一切要求。海爾總裁張瑞敏先生說：電子商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們和用戶之間是零距離。如果用戶提出要三角形的冰箱，你能不能提供？這就是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能滿足，這就是你的優勢。有理由說，互聯網時代就是顧客定制的時代。科特勒在其《想象未來的市場》一文中還指出，未來“市場經營者將把注意力從集中於大的羣體轉移到尋找特殊的、合適的目標。在這些目標所在處，就有財富存在。”“戴爾制”營銷就是通過消費者的直接參與、充分溝通、全面交流，尋找到適宜消費者與生產者共同开發的產品，並使兩者都感覺到有所“賺”。
1、思想參與型定制。
企業往往事先不做設計，把設計權完全交給消費者，在與消費者直接溝通中，獲得消費者頭腦中的設計思想、生活理念，借助計算機等將其迅速勾描成藍圖，再根據消費者的要求不斷調整、完善，直至滿意。如海爾冰箱、春蘭空調、小天鵝洗衣機等。
2、體驗參與型定制。
企業大多請消費者參與定制的全過程，在體驗中獲得最適合自己的產品。如服裝、皮鞋、首飾以及自行車、燈飾品的定制，都可選擇體驗參與型。現在商場开設的電腦繪制藝術照，完全是通過顧客的體驗參與來最終設計形成的。
3、選擇參與型定制。
一些產品本身構造比較復雜，顧客參與程度比較低時，企業往往預先設計好範圍，讓消費者根據不同的場合、不同的需要，進行調整、變換或更新組裝來滿足自己的特定要求。在這方面，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就走在了前頭。
4、消費迎合型定制。
企業通過大量、不斷的消費，捕捉到不同階層、不同年齡、不同學歷、不同地域消費者的消費習性、個性偏好，進行迎合其口味、愛好的开發設計，做到多品種、多風格、多變化、小批量，以凸現消費者個性風格。
三、
1、速度優勢。
未來競爭不是“大魚喫小魚”，而是“快魚喫慢魚”。定制營銷通過快速響應市場需求的變化，贏得先手優勢，利於發掘潛在市場，迅速做大“蛋糕”，不僅可贏得100%的市場份額，而且夠通過制定新的遊戲規則，阻止競爭對手的進入。戴爾用制造計算機的速度銷售計算機，买主只要撥打公司付費的800電話或是在公司網址登錄，提出自己的機器配置，報價就會立刻出現在屏幕上，如果價錢、性能滿意，只要輸入信用卡號，按回車鍵即可完成定購，簡潔方便而快速，從顧客撥打定購電話到微機裝上車只需36小時。
2、溢價優勢。
按照用戶要求定制的產品，往往只有極少的競爭對手，甚至沒有競爭對手，從競爭角度看似乎處於壟斷地位，具有很大的價格優勢；定制營銷徹底改變了顧客期望的生產模式，使其獲得了完全符合自己要求、沒有雷同、心心相印的產品，可以使顧客優裕地、藝術地生活，大多認爲多花點錢也值得。因此，定制產品往往會溢價銷售，溢價幅度在10%—50%之間。一位將在加拿大生孩子的華人女士，在請海爾爲其定制一款使用110伏電壓的小神童洗衣機時說：“花多少錢我也要把它運到加拿大去。”
3、創新優勢。
與消費者的面對面溝通，使企業能夠及時感知市場變化、消費脈搏，更好、更深、更快地發現市場、發現需求。一方面可加速大規模需求的標準產品的升級換代，以迅速適應市場、技術、標準和潮流等方面的變化；另一方面可引導消費者提升設計思想、參與能力，增加定制產品的創造力和智慧力，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定制需求。戴爾的成功，就是通過定制不斷爲自己贏得創新優勢。
大規模的定制營銷，是根據顧客的實際訂單來組織生產的，不僅可以有效避免大規模生產帶來的產品滯銷、積壓，而導致的資源的闲置和浪費，而且可以通過降低運作成本，使定制產品的成本幾乎與大規模生產的產品成本相等，甚至更低。
四、應當看到，定制營銷是通過對客戶直接的、互動的、迅速的響應，實現完全個性化，而且要價格更低、功能更多、服務更好、規模更大、效益更高，這對中國企業來說，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充滿着巨大的風險。中國企業在從“福特制”向“戴爾制”轉變時，必須要注重以下方面。
1、建立顧客關系管理系統。
建立顧客關系管理系統是邁向定制營銷的第一步。傳統企業大多是人工跟蹤銷售路线，通過信件、傳真、電話等與顧客進行聯絡。面對大量的、不同需求的、不同風格的消費者，根本無法應付，極容出錯。因此，需要建立高效的顧客關系管理系統，快捷、靈敏、準確地對顧客做出反應。
2、實施業務過程重組。
“福特制”是“以產品爲中心”的，整個生產過程中，各生產階段之間的“物流”和“信息流”都是以產品爲單位流動和傳遞的；“戴爾制”則要求各生產階段內的“物流”和“信息流”以零件爲單位進行流動和傳遞，勢必要變革傳統生產方式，實施業務流程重組，變“以產品爲中心”爲“以零件爲單位”。張瑞敏說，沒有組織結構流程的改造，市場反映的要求你沒法反饋到終端。所以整個生產的技術、布局、工藝設計以及準備結構都要能夠圍繞個性化轉。
3、建立敏捷產品开發機制。
定制產品個性化強、交貨期短、品質要求高，需要建立敏捷的產品开發機制，才能快速響應顧客訂單。美國寶潔公司只要顧客拿出頭發的油性酸性指標，就可以按通常價格迅速給你定制專用洗發劑。
4、充分的標準化。
對消費者來說，個性化定制標志的是獨一無二。對企業來說，卻並非是拒絕標準化，而應是更爲充分的標準化。定制並不是無限的選擇，而是通過提供適當數量的標準件，進行成千上萬種搭配，形成組合後的獨一無二。這既可給顧客一種無限選擇的幻覺，又使復雜的制造程序能夠得到有效的管理。
5、建立卓越的管理系統。
沒有過硬的管理，“定制營銷”的實施是將很難實現的，比如海爾的“定制冰箱”服務，設計系統、模具制造系統，生產、配送、支付、服務，都比普通冰箱的要求高得多，設計人員就需要對其進行科學的搭配，模具要重新制作、生產线要重新調試，配送系統要送對型號，服務系統要清楚這種機型的配置，這就需要充分運用信息技術，將設計、研制、生產、銷售等全部企業信息集成起來，形成信息管理的統一平臺框架，建立卓越、有效的管理系統。
任何定制產品，其差錯率只能是零。消費者對定制產品有着比普通產品更高、更強烈的預期，如果達不到消費者的預期，不僅消費者要求退貨，而且會深深地懷疑你的定制能力。對一些產品，如服裝、皮鞋等是根據各人身材制作的，一旦達不到預期，對消費者及公司的價值就會變成零，甚至是負數。因此，定制產品必須要與顧客的預期品質相符合，或高出消費者的預期。
可以預見，“戴爾制”經營模式對營銷理念、遊戲規則的衝擊，是全方位、長期的、深刻的。但勿庸置疑的是，“福特制”的大衆營銷時代將在中國市場逐漸結束其使命，迎向個性化消費浪潮的必定是“戴爾制”定制營銷。再看今天的福特公司，除做黑色的汽車外，還提供46種其他顏色，T型車可以選擇藍、綠、灰、紅或黑色。21世紀，福特也將爲消費者定制想要的汽車，通過因特網網址，消費者可以任選汽車的動力、外飾、內飾、音響、車輪和其他可選件，計有250萬種以上可能的組合。
市場競爭告訴我們，企業成敗不在於能否滿足顧客的某種要求，而在於能否比競爭對手更快、更好地滿足顧客的需求。習慣了“福特制”的中國企業，還只是剛剛操練“戴爾制”，後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連老福特都選擇了“戴爾制”，中國企業還有什么好猶豫的呢？
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後福特主義，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爲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战
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鞍山鋼鐵公司《關於工業战线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鞍鋼憲法”的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三十六年過去了。與這期間的許多事物一樣，“鞍鋼憲法”也經歷了“牆裏开花牆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後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後福特主義”，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爲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战。“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①。瑞典的volvo汽車公司，爲了發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勢，於1988年开始，將“裝配线”改造爲“裝配島”，使工人不再象從前那樣在裝配线上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8至10人一組，靈活協作，組裝整車②。美國也不甘落後，1995年2月1日國會开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1935年通過的勞工法，“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
在這股“後福特主義”的世界潮流中，毛澤東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以其最早並鮮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矚目。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明確指出，“毛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即充分發揚“經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
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源地，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但一條明顯的原因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混亂使“鞍鋼憲法”在執行中與原意出入極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後福特主義”潮流中，“鞍鋼憲法”能否成爲我們民族工業振興的精神與組織資源之一？
當然，不少人對這個問題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評我和甘陽的文章中（載《讀書》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確指出，“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談得上搞“後福特主義”。他的論證之邏輯很簡單。用他原話來說：“我這個判斷的根據很簡單：你要過上富裕的日子嗎？那就必須組織社會分工”；依他看來，社會分工帶來工業生產的“規模經濟”，也就是福特主義；而只有到“電訊技術發達”之時，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才“可以在高爾夫球場裏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後福特主義”。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論證完全系於分工理論。而他所依據的分工理論，則是亞當·斯密首先在其《國富論》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人們能夠論證出斯密的分工理論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論點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將“社會分工”化簡到“技術分工”。換言之，他沒有將“社會分工”與“技術分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分开來，《國富論》开篇頭一句話便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自然是極富洞見的觀察。但是，他沒有說明這裏的“分工”指的是“技術分工”還是“社會分工”。所謂“技術分工”，指的是將一項生產任務分解爲不同的步驟去完成；所謂“社會分工”，指的則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驟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產步驟，也可以安排同一個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驟。無疑，“技術分工”通過對生產過程的分解，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是，“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並無“一一對應”的關系；也就是說，生產過程的不同步驟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人們前面提到的裝配汽車，既可以有“裝配线”，也可以有“裝配島”，而這兩種形式下的“社會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條生產线上，同一個工人可以永遠幹同一件事，也可以經常調換工種。簡言之，對生產過程的步驟分解，與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邏輯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錯誤即在於不區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實際上，他將“社會分工”化約爲“技術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針工廠”的例子中，斯密談到“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一個人抽鐵线，一個人拉直，一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线的一端，一個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顯然，他將對生產過程的技術分解直接化約爲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這樣一來，產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於工人對生產全過程的了解下降，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積極地參加“全面質量管理”。發人深省的是，據斯密本人記載，當時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論只是關於生產數量（而非質量）的理論，但斯密對此未加重視，僅以“質量難以定義”爲由而一筆帶過：“質量的好壞，人言言殊。因此，一切關於質量的說法，我認爲均不可靠。”
出乎斯密預料的是，現代市場經濟中“質量”遠比數量重要。發源於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質量型競爭，打破了斯密式的“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關系。“豐田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在於“即時或無庫存生產”。“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於節約庫存成本；更在於及時暴露生產中的質量問題。在有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們就不得不關心上、下道工序的質量，積極互相“團隊協作”，從而及時發現和解決質量問題。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國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已經成功地實行了“無庫存生產”和“全面質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論——“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性——已被中國實踐所突破。據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周小莊的實地調查，寶山鋼鐵公司各二級廠不允許設置倉庫，物資部門在接到緊急用料電話30分钟內，生產物資必須送到現場。寶鋼還建立了“大工種”和“區域工”。所謂“大工種”，就是除掌握本工種外，還要了解和相當程度上掌握相關工種，如電工要會做鉗工的活，鉗工要會做簡單的電工活，同時電工、鉗工都要會做指揮吊車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謂“區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產作業區域內，打破崗位界限，進行“團隊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寶鋼的基層作業班組長有一項任務－－培養自己的潛在競爭對手，即作業長的職責之一是培養本班組成員獲得“作業長資格”，任何工人均可通過考試而成爲“潛在作業長”。寶鋼的這些“社會分工”實踐，與斯密的工人“終生局限於一種單純操作，必然能大大增進自己的熟練程度的理想，顯然是大相徑庭的。
“大批量生產”本身並無不好，在人們需求穩定且單一的情況下，它的確能實現“規模經濟”，降低單位成本。但問題在於，福特主義的“大批量生產”是一種僵化的“大批量生產”，一旦需求出現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定，福特生產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有趣的是，後起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ＧＭ），就是通過生產四種型號的車而战勝只產一種型號（“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尋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爲美國政府制造潛水艇的項目，但由於產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廠的不熟練工人只適合生產大批量的大路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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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xici.net/b145107/d6985976.htm
（2）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1388951.1/
（3）http://scholar.ilib.cn/A-jxyyj200508007.html
（4）http://www.chinaue.com/html/lunwen/1232311532131493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