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脆弱性理論
Keynes通過對貨幣職能和特徵的分析也說明了貨幣的脆弱性，他認爲貨幣可以作爲現時交易之用，也可以作爲貯藏財富之用。人們愿意用不生息或生息很少的方式而不用產生利息的方式持有財富，是因爲貨幣能夠用於現貨交易，在一定限度內，值得爲它所具有的流動性犧牲利息。此外，相信未來利率將高於現在市場利率的貨幣持有者，愿意保持現金。Keynes認爲，上述原因會使一部分人保存貨幣，持幣待購或持幣不購，這將打破貨幣收入和貨幣支出的平衡關系，造成买賣脫節，供求失衡，供給不能自動創造需求，最終將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工人失業，經濟危機便不可避免，金融危機也隨之發生。
Fisher是最早开始對金融脆弱性機制進行較深入研究的經濟學家，通過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他認爲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與宏觀經濟周期密切相關，尤其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是由過度負債產生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引起的。Fisher指出銀行體系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源於經濟基礎的惡化，這是從經濟周期角度來解釋銀行體系脆弱性的問題。負債——通縮理論對1873—1879年美國經濟不景氣、1929—1933年全球性經濟大蕭條具有很強的解釋意義，Moulton利用這一理論對上述兩次危機產生時的情形做出有說服力的描述。但由於未來是不確定的，因而無法進行定量的測算。財富容易受到未來不確定的影響，所以，負債——通縮理論難以解釋財富效應。人們普遍認爲，經濟基本面的變化是銀行體系脆弱性的根源，所以早期的理論十分強調經濟對金融脆弱性的影響。後來的研究开始淡化經濟周期的影響，而認爲即使經濟周期沒有到衰退階段，金融脆弱性也會在外力或內在偶然事件的影響下激化成金融危機。特別是在金融市場膨脹發展之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漸漸脫節的背景下，金融脆弱性有一種自增強的趨勢。
（一）金融脆弱性假說：企業角度
Minsky在一書中最先對金融脆弱性問題做了比較系統的解釋，形成了“金融脆弱性假說”（the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他對資本主義繁榮和衰退的長期（半個世紀）波動進行了分析，他認爲在延長了的繁榮期中就已播下了金融危機的種子。Minsky指出，借款公司按其金融狀況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抵補性的借款企業（Hedge-FinancedFirm）。這類企業的預期收入不僅在總量上大於債務額，而且在每一時期內，其預期的收入流也大於到期債務本息。他們在安排借款計劃時，使它的現期收入能完全滿足現金支付要求。顯然，這些公司在金融上是最安全的；第二類是投機性的借款企業（Speculative-FinancedFirm）。這類企業的預期收入在總量上於債務總額，但在借款後的前一段時間內，預期收入小於到期債務本金。因此，投機類企業存在債務敞口，在前一段時間內，他們爲償還債務，要么重組其債務結構，要么變賣其資產。由於這時的市場條件可能與借款時不同，該企業因此而承擔不確定風險。因而也可認爲投機性的企業就是那些一期又一期地滾轉其債務，或用其債務進行資金再融通的公司。第三類是“龐茲”借款企業（PonziFinanceFirms）。這類企業在金融上是最脆弱的，他們將借款用於投資回收期很長的項目，在短期內沒有足夠的收入來支付應付的利息，而長期收益也是建立在假想的基礎上，預期在將來某個較遠的日期有個高利潤能償還其累積的債務。爲了支付到期的本息，他們必須採用滾動融資的方式，並且不斷地增加借款。這種企業的預計收益是基於那些需要很長酝釀形成時期才能成功的投資。在短期內，它的現期收入甚至不能滿足利息支付的要求。在經濟出現繁榮形勢的誘導和追求更高利潤的驅動下，金融機構逐漸地放松了貸款條件，而借款企業受寬松的信貸環境的鼓勵，傾向於採取更高的負債比率。越來越多的企業顯現出風險較高的兩種金融狀況，即投機性和龐茲性，而抵補性企業的數量減少。經歷了一個長波經濟周期的持續繁榮階段之後，經濟形勢开始走向反面。此時，經濟已爲衰退做好準備，任何引起生產企業信貸中斷的事件，都將引發生產企業拖欠債務和破產，企業反過來又影響金融部門，導致銀行破產。
Minsky認爲，有兩個主要原因可以解釋這種金融體系內在脆弱性特徵：一個是代際遺忘解釋（GenerationalIgnoranceAgument），指由於上一次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動着金融業的繁榮，貸款人對眼下利益的貪欲战勝了對過去危機的恐懼。因爲人們認爲當前資產價格的上漲趨勢將持續下去，於是推動了更多的購买。此外，銀行的道德風險將代際遺忘的時間大大縮短。另一個是競爭壓力解釋（RivalryPressureArgument）,指貸款人出於競爭的壓力而做出許多不審慎的貸款決策。在經濟高漲期，借款需求巨大，如果個別銀行不能提供充足的貸款，它就會失去顧客。很少有銀行能承受這種損失，因此每家銀行都向其顧客提供大量貸款，而不顧及最終的累積性影響。由於從借款开始高漲到最終的結帳日，期間的間隔可能很長，以至於發放貸款的銀行從來不會因爲他們自己的行爲後果而直接遭受損失。Minsky的這些觀點來自Simons，此外還有一位更早期的而且更著名的芝加哥經濟學家Veblen。
（二）安全邊界說：銀行角度
爲了更好的解釋Minsky的金融內在脆弱性理論，Kregel引用了“安全邊界說”（MarginsofSafety）。Graham和Dodd認爲，利息承諾的收益保障是安全邊界的最全面衡量手段。安全邊界的作用在於，提供一種保護，以防不測事件使得未來不能有良好記錄。對於貸款人和借款人來說，認真的研究預期現金收入說明書和計劃投資項目承諾書，是確定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安全邊界的關鍵一環。與借款企業比較，商業銀行對整體市場環境和潛在競爭對手更爲熟悉。雖然商業銀行不缺乏理性，但對未來市場狀況的把握仍是不確定的，貸款風險仍然存在。因此，商業銀行的信貸決定還主要是遵守所謂的摩根規則（JPMorganRule），即是否貸款主要看借款人過去的信貸記錄，而不用太關注未來預期。但Keynes認爲人們極其缺乏決定長期投資項目收益的知識，因此借款人過去的信用記錄沒有太大意義。他認爲商業銀行的貸與不貸偏好依照慣例或其他金融機構的普遍看法，以及參照其他銀行正在貸什么項目。經濟擴張、安全邊界與信用記錄權重的相互配合，使他們都變得很自信，沒有發現信用風險敞口正在擴大，於是產生了金融脆弱性。
借款人與商業銀行的經歷類似，只是有個假設條件，即企業所投資的項目將會產生足夠的利潤用來還本付息。在向銀行借款時，企業的這個假設條件並沒有基礎。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實際情況越來越多的驗證甚至超過預期，使借款人對自己當初的投資充滿信心。但這種實際情況有時並不是真實的，正如Keynes指出的，這種繁榮並非是企業的真實能力，僅僅是由於投資在一個擴張的環境中而已。Minsky認爲，人們生活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裏，當前對未來的看法影響着資本性資產的價格，所以融資條件的形成機制常常是由正的、失衡的回饋所控制。由於擴張期的投資預測錯誤很難被發現，借款人和銀行都變得非常有信心，安全邊界就不斷的被降低。對於這種自信心，Keynes認爲是非理性的，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稱爲“非理性亢奮”。
金融脆弱性正是建立在安全邊界的變化上，即那些緩慢的、不易察覺的行爲對安全邊界進行侵蝕，由此產生金融脆弱性。當安全邊界減弱到最低程度時，即使經濟現實略微偏離預期時，借款企業爲了兌現固定現金收入流量承諾，也不得不改變已經計劃好了的投資行爲。這意味着企業將拖延支付，或另找貸款，若不能實現，就只能推遲投資計劃，或變賣投資資產。隨之，將开始經歷Fisher提出的債務——緊縮過程。Keynes認爲在不能準確預測未來的情形下，假定未來會重復過去，也是一個好的選擇。因此，注重以前信貸記錄的摩根規則有其合理性，也可認爲金融脆弱性具有內在性。Kregel指出，即使銀行和借款人都是非常努力的，但這種努力也是非理性的，對於金融脆弱性也無能爲力，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理性運作的自然結果。
Diamond和Dybvig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D-D模型，並論述在金融市場上有可能存在多重平衡。他們指出對銀行的高度信心是銀行部門穩定性的源泉，銀行系統的脆弱性主要源於存款者對流動性要求的不確定性，以及銀行資產流動性的缺乏。在此研究基礎上，Jacklin和Bhattacharya研究了由於生產回報不確定性帶來的銀行體系的脆弱性，明確提出了可能引起擠兌的因素，並認爲擠兌是由經濟上相關指標的變動引起的“系統性事件”。Greenaway和David等人指出，一個安全和健全的銀行體系是實質經濟體系穩定的必要條件，而銀行儲備資產比率的變化對貨幣供應有着重要的影響。銀行體系的脆弱性需要國家出面提供存款保險以減少擠兌的發生，但這又會惡化金融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因此，對於銀行體系的脆弱性，關鍵是要增強銀行機構的穩定性。這些分析表明金融機構的脆弱性是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對銀行脆弱性問題的研究出現了新的熱潮。Frankel和Rose,Sachs,Tornell和velasco以及Honohan等的研究強調了對外借款尤其是外幣面值的短期債務，對測量通貨膨脹和貨幣風險程度起着重要作用。保羅·克魯格曼(Krugman)認爲道德風險和過度投資交織在一起，導致了銀行的脆弱性，而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的隱形擔保和裙帶資本主義也是導致脆弱性的主要原因。Mckinnon和Pill的研究強調了過度借債的作用，特別是當非銀行部門出現盲目樂觀時，會出現信貸膨脹導致宏觀經濟過熱，從而導致銀行系統的不穩定。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則認爲投資者意識到銀行與公司債務的基本面出現了問題才會引發金融危機。約瑟夫·斯蒂格利茨(Stiglitz)認爲金融業作爲一個特殊的行業，其本身蕴藏着的引致金融危機的因素就比一般工商企業多得多。盡管經濟政策能夠影響波動幅度和持續時間，經濟波動卻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特徵。KoskelaandStenback所構造的銀行信貸市場結構與風險關系的模型表明，通過貸款市場的競爭來降低貸款利率，不但有利於投資規模的擴大而不增加企業的破產風險，而且有利於銀行的穩健經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也使社會淨福利增加。
形成金融脆弱性的原因有很多，經濟學家主要從信息不對稱、資產價格波動及金融自由化等幾方面剖析了形成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一）信息不對稱與金融脆弱性
隨着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微觀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家們對金融市場的微觀行爲基礎有了深刻的理解，對金融機構的脆弱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Mishkin認爲，正是因爲存在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存款者的“囚徒困境”可能引起的存款市場上的銀行擠兌，因此銀行等金融機構具有內在的脆弱性。Mishkin還直接將銀行危機與道德風險相聯系，認爲銀行危機是因爲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問題而嚴重惡化。
1、借款人與金融機構間信息不對稱。Stiglitz和Weiss的研究表明，在信貸市場上，逆向選擇和不當激勵總是存在的。從歷史經驗來年，最容易誘使金融機構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在經濟繁榮的環境下可能產生豐厚收益，但一旦經濟形勢逆轉便會出現嚴重問題的投資項目，而這些項目很難用通常的統計方法來做出準確預測。Mishkin用債務合約的道德風險解釋了這一現象。他認爲，約束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合約即債務合約，它是一種規定借款人必須定期向貸款人支付固定利息的合約，當企業有較多的利潤時，貸款者收到契約性償付款而不需知道公司的利潤。只有當企業不能償還債務時，才需要合約貸款者來審查企業的盈利狀況，而此時已對銀行資產質量構成了威脅。雖然貸款人可以通過限制性契約等手段來約束借款者，但並不能預防所有的風險活動，借款者總能找到使限制性契約無法生效的漏洞。
2、存款人與金融機構間信息不對稱。由於存款者對銀行資產質量信息缺乏充分了解，存款者無法辨別他們的存款銀行究竟是否功能健全。在存款基礎穩定的條件下，金融機構可以保證足夠的流動性以應付日常提款，但是一旦發生任何意外事件，由於金融機構要根據“順序服務原則”行事，存款者便有強烈的衝動首先要去銀行加入擠兌的行列。如果在他們提款時，金融機構資金耗盡，無力支付，他們便不能及時收回全部存款。由此，存款人個體行爲理性的結果是導致集體的非理性，這正是博弈論的經典例證“囚徒困境”所說明的結論。這意味着在市場信心崩潰面前，金融機構是非常脆弱的。Diamond和Dybvig提出的銀行擠兌模型也很好的說明了這個問題。
（二）資產價格的波動與金融市場的脆弱性
Knight在其著名的中論述了不確定的思想，從而把不確定性因素引入到經濟分析中。Keynes吸收並發展了Knight的思想，認爲大多數經濟決策都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出的。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首先來自於金融資產未來收入流量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又來自於生產性投資自身的風險。Keynes在"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中分析，投資取決於投資者對未來市場前景的心理預期，而這一預期又是以投資者對於未來模糊的、不確定的、缺乏可靠基礎的偏差而發生劇烈的市場波動。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往往是從價格波動的角度來研究的。金融資產價格的不正常波動或過度波動，積累了大量的金融風險、，極其容易爆發危機。Jorion和Khoury也認爲金融市場上的脆弱性主要是來自於資產價格的波動性及波動性的聯動效應。
1、傳統的金融市場脆弱性主要來自於股市的過度波動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已經指出股市投資的風險，他認爲信用使一部分人越來越具有純粹冒險家的性質。Kindleberger認爲市場集體行爲非理性導致的過度投機對資產價格有巨大影響，因此過度投機足以引起股市的過度波動。Keynes將經濟繁榮時推動資產價格上升的現象描繪成“樂隊車效應”，即當經濟的繁榮推動股價上升時，幼稚的投資人开始湧向價格的“樂隊車”，使得股票價格上升的更快，以至於達到完全無法用基礎經濟因素來解釋的水平。由於脫離了基礎經濟因素，市場預期最終會發生逆轉，導致股市崩潰。現在，由於股市與真實經濟的聯系更爲緊密，股市的波動對真實經濟的影響也更爲廣泛而且深刻。
2、市場的不完全有效性引起金融市場的脆弱性。Fama等人在1961至1970年間提出有效市場理論，並且對該理論不斷加以完善。他們認爲，有效市場是指能夠有效利用金融信息並在證券價格形成中充分而準確的反映全部相關信息的資本市場。Fama將有效市場分爲三種水平，即弱型有效市場、半強型有效市場和強型有效市場。
首先，在弱有效市場上，大多數不明真相、信息缺乏的投資者往往容易產生盲目從衆和極端投機行爲，從而破壞市場的均衡，金融泡沫开始形成並迅速膨脹，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增加，等到泡沫破滅時，引發金融危機。
其次，在半強有效市場上，仍然無法克服其自身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性缺陷，也無法解決廣泛存在的內幕消息問題。因此，在這類市場上仍可能會產生大量泡沫，但同弱有效市場相比，半強有效市場上的泡沫膨脹的程度可能要小。
最後，強有效市場是一種理想型的市場，在現實經濟中並不存在，在現實的金融市場上還無法完全杜絕依靠內幕消息牟取暴利的投資者。
3、匯率的波動性增加金融市場脆弱性。匯率的過度波動是指市場匯率的波動幅度超出了真實經濟因素所能夠解釋的範圍。在浮動匯率制度下，經常會出現匯率的過度波動和錯位，匯率的易變性是浮動匯率下匯率運動的基本特徵。因此，在浮動匯率下，匯率體系的穩定性被進一步的弱化。Dornbush在匯率超調理論中指出，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的劇烈波動和錯位的主要原因在於面對某種初始的外部衝擊。他指出，市場預期會引起匯率的大幅波動。在金融市場中，預期是投機資本運動的心理基礎，投機是在預期指導下的現實行爲。對將來預期的微小變化，都會通過折現累加，導致匯率的大幅度變化。
在固定匯率制下，也存在匯率過度波動的問題。Chang和Velasco指出，產生流動性危機的宏觀經濟效應取決於匯率制度。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當市場參與者對該貨幣當前匯率的穩定性失去信心時，他們就會拋售該國貨幣，使政府難以維持固定匯率水平，隨之發生貨幣危機。國際金融市場上存在的巨額投機資金，常常使得貨幣當局維持匯率的努力顯得很微弱，而市場上的其他參與者在面對某種貨幣匯率的強大調整壓力時，其理性的行爲方式常常是從衆心理，這大大增加了匯市的振幅。
許多危機事件證明，中間匯率制度與金融脆弱性也有密切的聯系。Eichengreen認爲,在釘住匯率制度下銀行和企業會過分持有未對衝的外幣債務，而釘住匯率制又使得他們缺乏動機去對衝外匯風險。此時若國內的經濟狀況有變動或人們的預期出現偏差，在投機基金的攻擊下，匯率就有可能下跌，而銀行的外債由於本幣貶值而膨脹，金融脆弱性便充分暴露，隨之可能爆發銀行危機甚至金融危機。不僅銀行如此，企業和個人也存在同樣狀況。Frankel等人提出可核驗性理論，他們通過實證檢驗得出結論，在中間匯率制度下，市場參與者需要更長的時間和更復雜的數據才能夠核驗中央銀行是否真正在實施其公布的政策。因此，在中間匯率制度下政府的政策在投資者中的公信力較低。
（三）金融自由化與金融脆弱性
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表現爲突然發生，但實際上是經歷了脆弱性的積累。Williamson研究了1980--1997年間35個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事件，發現其中24個金融危機與金融自由化有關。金融自由化在相當程度上激化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暴露出金融體系內在的不穩定性和風險。Barth,Caprio和Levine指出截至1998年，共計超過130個國家在過去的20年中經歷了損失巨大的銀行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後果較嚴重的危機之一。爆發金融危機的大多數國家都實行了金融自由化，其經濟的發展與國際資本市場有十分密切聯系的。金融自由化對金融脆弱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利率自由化與金融脆弱性。長期以來，利率自由化被認爲是金融自由化的主要內容，尤其在計量研究中，利率自由化變量常常作爲金融自由化的替代變量。因此，有關金融自由化會導致金融脆弱性的研究，也主要從利率自由化的角度進行分析。利率自由化主要通過兩種途徑加重商業銀行的風險，一是利率自由化後，利率水平顯著升高影響宏觀金融穩定；二是利率自由化後，利率水平的變動不定，長期在管制狀態下生存的商業銀行還來不及發展金融工具來規避利率風險。由於長期的利率壓抑，利率自由化後利率水平必然會升高，這是推行利率自由化的主要目的之一，但對於發展中國家最不利的影響就是投資規模的縮減。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在探討了金融自由化進程中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內在原因後指出，金融自由化引發銀行部門脆弱化的重要通道是利率上限取消以及降低進入壁壘所引起的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導致銀行部門的風險管理行爲扭曲，從而帶來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
Stiglitz和Weiss指出，隨着實際利率的升高，偏好風險的借款人將更多地成爲銀行的客戶，產生逆向選擇效應。而原本厭惡風險的抵補性企業借款人也傾向於改變自己項目的性質，使具有更高風險和收益水平，這就產生了風險激勵效應。Caprio和Summers，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指出由於商業銀行的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不匹配，利率變動之後，就會對銀行的淨利差收入產生影響，利率風險逐漸成爲最主要的風險。他們認爲，利率上限和進入限制創造了一種租金，它使銀行的執照對持有者來說有着很高的價值，有可能失去這種寶貴的銀行執照的風險激勵着銀行更加穩健的經營。但當金融自由化導致銀行競爭加劇並減少收益時，特許權價值就受到損失，並扭曲了對銀行管理風險的激勵。若不在改革的同時，加以足夠的措施來強化對謹慎監管的激勵，特許權價值的降低就有可能加大金融機構的脆弱性。Demirg-Kunt和Detragiache運用了來自基於IBCA的《銀行概覽》數據，來考察是否存在着實證證據可以證明金融自由化會使銀行特許權價值降低。結果發現，金融自由化降低了銀行特許權價值，進而銀行的脆弱性加大。Sprague認爲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多數銀行經營失敗，都是由於對於利率的預測發生了錯誤。
2、混業經營與金融脆弱性。金融自由化的另一個主要措施是放松金融機構業務範圍的限制，使得金融業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在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日益融合的情況下，爲競爭證券發行的承銷權，雙方通過各自的信貸、投資等部門向產業資本滲透，資本的高度集中會形成某些壟斷因素，人爲因素增加，金融業的波動性加大，同時也極易造成泡沫化。在資本市場欠發達國家，銀行資金雄厚，但過度介入證券市場，將加劇證券市場的波動，促成“泡沫”形成。
銀行間並購也是銀行業擴大業務範圍的一種方式。一般認爲，銀行並購可以擴大規模，佔領市場，降低成本，實現規模效益，互補優勢，實現協同效益。但銀行並購也存在着風險，一旦投資失敗，即使是資本實力雄厚的大銀行也難逃厄運。銀行規模過大，也會失去一定的靈活性，其脆弱性也不斷增加。在金融全球化的趨勢下，市場的國界正在逐漸消除，但任何一家銀行都無法壟斷全球金融，因此當今全球銀行並購潮將會增加國際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3、金融創新和金融脆弱性。1997年以來金融創新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金融業的面貌。但隨着新市場和新技術的不斷开發，許多傳統風險和新增加的風險往往被各種現象所掩蓋，給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Carter指出，金融創新實際上是掩蓋了日益增長的金融脆弱，是一種金融上的圍堵政策，最終激勵了基於難以實現的未來收入流和資產價格預期之上的投機性融資。因此，金融創新在整體上有增加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傾向。對此，Minsky認爲，不需分析金融資料本身，僅僅從金融層次的增多以及新金融工具的不斷發明，就足以證明金融體系脆弱性在增加。Greenspan指出，金融衍生品具有極大的滲透性，其風險更具有系統性。同時，由於金融衍生品本質上就是跨國界的，系統性風險將更多地呈現出全球化特徵。由此可見，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發展，打破了銀行業與金融市場之間、衍生產品同原生產品之間以及各國金融體系之間的傳統界限，從而將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風險傳播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使得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斷增加。由於金融創新大大豐富了銀行資產的可選擇性，商業銀行不再輕易向中央銀行借款，因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在下降。
4、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脆弱性。伴隨着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項目开放加速，資本自由流動逐漸成爲一種觀念，許多人認爲資本在所有國家之間的自由流動，與商品和服務的自由貿易一樣，可以互利互惠。但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國際上又开始重新重視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和脆弱性。Kaminsky和Reinhart認爲在多數情況下，金融自由化伴隨着對資本管制的解除，當本國銀行從國際資金市場上借入外幣資金，並將它貸給本國借款者，就承擔了外匯風險。Stanley指出對資本流動可能產生的危機估計不足的現實表明，資本流動可能會不斷的引發金融危機。
隨着金融工具的不斷更新、金融資產的迅速膨脹，國際資本私人化以及大量的資金在境外流通，國際資本日益顯示出遊資的特徵並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在現代通訊和電子技術條件下，資金的轉移非常迅速，它能隨時對任何瞬間出現的暴利空間或機會發出快速攻擊，造成金融市場的巨大動蕩。遊資常用的投機做法是運用槓杆原理，以較少的保證金买賣幾十倍甚至上百倍於其保證金金額的金融商品，很容易在較短時間內吹起經濟泡沫，引發市場的大幅波動。
Kindleberger在中強調，短期資本的流入國通過增加它在國外的短期淨資產或減少它在國外的短期淨負債，經濟將膨脹；反之，短期資本的流出國通過增加它在國外的短期淨負債或減少它在國外的短期淨資產，經濟將收縮。因此，遊資還會妨礙一國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增加其宏觀調控的難度。遊資引發的主要後果是經濟泡沫化、匯率無規則波動、貨幣政策失靈以及傳播擴散效應，，也是整個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增加的根源之一。
凡是影響金融脆弱性的因素都會通過一些經濟金融變量反映出來，因爲金融脆弱性可以根據一系列的經濟金融指標來度量。關於指標的選取各國有所不同，但大同小異。IMF和世界銀行1999年5月聯合啓動了一個“金融部門評估計劃”（FSAP）主要用來判別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其中包括宏觀審慎指標如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利率等；綜合微觀審慎指標如資本充足性、盈利性指標、資產質量指標等。這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宏觀金融穩定性評估方法。美國的宏觀金融穩定監測指標體系分爲兩大類：一是宏觀經濟指標；二是綜合微觀金融指標。
金融機構的脆弱性，最基本的衡量指標是清償力，即銀行資產與負債之差。由於銀行普遍具有“硬負債、軟資產”的特點，因而衡量銀行的清償力就變成了對其資產的估價問題，不良資產比率成爲衡量金融脆弱性的主要指標。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下降、銀行頻繁要求流動性支持、管理方面的弱點以及內外部控制方面的缺陷也能暗示金融脆弱性。Gonzalez-Hermosillo,Pazarbasioglu和Billings(1997)的研究主要關注了銀行的不良貸款水平，Gonzalez-Hermosillo（1999）以經驗證據表明，只有同時考慮不良貸款和資本充足率，CAMEL體系的評估才有統計意義上的依據。歐洲中央銀行（ECB）成立了專門的金融脆弱性工作小組，展开對金融脆弱性的初步研究，具體將指標分爲三類：一是關於銀行系統健全的指標；二是影響銀行系統的宏觀經濟因素；三是危機傳染因素。
20世紀90年以來，資產定價模型漸漸被用來推斷某家銀行脆弱性狀況。Hall和Miles（1990）用資本資產價格模型估量了幾家英國和美國銀行的倒閉風險；Clare（1995）使用套期價格模型（主要依靠宏觀經濟變量）對英國商人銀行倒閉的概率進行了估計；Fisher和Gueyie（1995）用期權價格模型估計了一些金融體制开放的國家中銀行資產暗含的風險。由於金融機構屬於服務業，依托於其客戶存在，整體客戶的狀況也會反映金融機構的穩健程度。許多經濟學對金融脆弱性的具體指標選擇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Kaminsky&Reinhart(1996)和Demirg-Kunt&Detragiache（1997）的研究較具有代表性，他們認爲下列指標可以反映金融部門正趨於脆弱：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比例失調；巨額經常項目逆差；預算赤字大；資本流入的組成中，短期資本比例過高；匯率定值過高；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通貨膨脹在10個月內的平均水平高於歷史平均水平8%以上；M2對官方儲備比率連續12個月的上升後急速下降；高利率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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