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對稱理論
信息不對稱理論的意義當然不止於此。它不僅要說明信息的重要性,更要研究市場中的人因獲得信息渠道之不同、信息量的多寡而承擔的不同風險和收益。三位經濟學家分別從商品交易、勞動力和金融市場三個不同領域研究了這個課題,最後殊途同歸。最早研究這一現象的是阿克爾洛夫，1970年，他在哈佛大學經濟學期刊上發表了著名的《次品問題》一文，首次提出了“信息市場”概念。阿克爾洛夫從當時司空見慣的二手車市場入手，發現了舊車市場由於买賣雙方對車況掌握的不同而滋生的矛盾，並最終導致舊車市場的日漸式微。在舊車市場中,賣主一定比买主掌握更多的信息。爲了便於研究,阿克爾洛夫將所有的舊車分爲兩大類，一類是保養良好的車，另一類是車況較差的“垃圾車”,然後再假設买主愿意購买好車的出價是20000美元，差車的出價是10000美元，而實際上賣主的收購價卻可能分別只有17000美元和8000美元,從而產生了較大的信息差價。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讓买主不經過舊車市場而直接從車主手中購买，那將產生一個更公平的交易，車主會得到比賣給舊車市場更多的錢，與此同時买主出的錢也會比從舊車市場买的要少。但接下來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當买主發現到自己總是在交易中處於不利位置，他會刻意壓價,以至低於賣主的收購價，例如好車的出價只有15000元，差車價只出7000元，這便使得交易無法進行，面對這種情況，舊車交易市場的賣主通常會採取以次充好的手段滿足低價位买主，從而使得舊車質量越來越差,最後難以爲繼。
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使得交易中總有一方會因爲獲取信息的不完整而對交易缺乏信心，對於商品交易來說，這個成本是昂貴的，但仍然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還是以舊車交易市場爲例，對於賣主來說，如果他們一貫堅持只賣好車不賣一輛“垃圾車”，長此以往建立的聲譽便可增加买主的信任，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對於买主而言，他們同樣也可以設置更好的策略將“垃圾車”剔除出來。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外兩個得主斯賓塞和斯蒂格利茨,則提供了企業和消費者如何從各式各樣的商品中去蕪存精的方法斯賓塞的研究着重於勞動力市場，他從長期的觀察發現，在勞動力市場存在着用人單位與應聘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情 況，爲了謀到一個較好的單位，應聘者往往從服裝到畢業文憑挖空心思層層包裝，使用人單位良莠難辨。在這裏，斯賓塞提出了一個所謂的“獲得成本”概念，他舉例說,對於用人單位而言，應聘者如果具有越難獲得的學歷就越具可信度，比如說擁有哈佛文憑應聘者的才能，就比一般學校的畢業文憑更有可信度。對於人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斯賓塞在其博士論文《勞動市場的信號》中做了詳盡的表述。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政府,當它們不能直接了當地傳達其個人偏好或意圖時，“信號法”可以提供較大的幫助。例如舉債經營傳達出來的一個信號是：公司對未來收益有着良好的預期。名牌商品向消費者傳達的一個準確無誤的信號是：它是一種高含量的創造,就是應該比一般商品更貴也更值錢。當然如果品牌要保持自身陽春白雪的地位,必須限量生產。這一理論也同樣可以解釋，爲什么企業喜歡向員工分紅派息而不是派現金,從信號理論的角度而言，分紅派息強烈地表達了公司良好的前景。
斯蒂格利茨在三位獲獎人中名氣最大，他在幾乎所有的經濟學領域都有貢獻，包括宏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公共理論及國際事務乃至發展經濟學,都卓有建樹。斯蒂格利茨今年5月在來深圳參加“腦庫論壇”時,欣然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表達了他作爲當今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注和看好，並特地籤名向本報讀者問好。斯蒂格利茨將信息不對稱這一理論應用到保險市場,他指出,由於被保險人與保險公司間信息的不對稱,客觀上造成一般車主在买過車險後疏於保養,使得保險公司賠不勝賠。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解決問題的理論模型是,讓买保者在高自賠率加低保險費及低自賠率加高保險費兩種投保方式間作出抉擇,以解決保險過程中的逆向選擇問題。其實,信息不對稱現象在現代金融領域的表現更爲普遍和突出,尤其在新興市場和東南亞地區乃至中國大陸,企業騙貸、出口騙退和銀行呆壞账的湧現,無不與此緊密相關。斯蒂格利茨還是一個頗有趣的人物,他曾在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等多間名校任教,也曾擔任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經濟委員會主席,1999年他在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師期間,由於對IMF在拯救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做法提出了猛烈的批評被迫辭職,轟動一時。斯蒂格利茨一向個性張揚,口無遮攔,尤其喜歡爲貧困國家說話,是炮擊“華盛頓共識”的主攻手。他出生於印第安那州的加裏,位於美國中西部一個髒兮兮的工業城市,這裏曾誕生了另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以有人开玩笑說,明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可能還會從這裏冒出。
三個學者以研究信息不對稱理論榮膺桂冠,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學家的無能。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各種問題和風險,在發展中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尤爲突出和嚴重,但豐富的實踐卻沒有產生先進的理論,這是值得深思的。而信息不對稱的背後隱藏的其實又是道德風險。在發展中國家信息化高調甚囂塵上的時候,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人的素質卻沒能緊緊跟上,或者說人心向惡,時時都要重典伺候。這說明科技可以解技術問題,但也只能解決技術問題,它對道德或個人偏好無能爲力。三位經濟學家得出的所謂“市場不是萬能的”,“信息是有價值的”,“信息本身也是市場”,“市場中存在摩擦和交易成本”,乃至斯蒂格利茨所說的 “亞當·斯密不是唯一的王牌”等等,現在看來在理論上毫無新意,因爲它絲毫不能解決市場經濟需要的制度問題。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前不久授予了三位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斯彭斯，以表彰他們70年代在“使用不對稱信息進行市場分析”領域所做出的重要貢獻。
傳統經濟學基本假設前提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經濟人”擁有完全信息。實際上人們早就知道，現實生活中市場主體不可能佔有完全的市場信息。信息不對稱必定導致信息擁有方爲牟取自身更大的利益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損害，這種行爲在理論上就稱作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爲減少或避免這類行爲的發生或者降低信息搜尋的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經濟學家爲此提出了許多理論和模型。上述三位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正是在信息具有價值這一基礎上，將信息不對稱理論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並得到了實踐的驗證，從而揭示了當代信息經濟的核心。
首先是阿克爾洛夫以其在哈佛大學期刊發表的論文《次品市場》，拉开了對信息不對稱在商品市場應用的序幕；斯蒂格利茨分析了保險市場、信貸市場的道德風險問題，並相應地提出了缺乏信息的交易方應當如何獲取更多的信息；斯彭斯則以其博士論文《勞動市場的信號》，對人才市場存在用人單位與應聘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的根源進行了深入的挖掘。
阿克爾洛夫在1970年提出的分析舊車市場的“檸檬（次貨或二手貨）模型，开創了逆向選擇理論的先河：在舊車市場上，只有賣者知道車的真實質量，买者只知道車的平均質量，因而只愿意根據平均質量支付價格；而在一輛舊車的任一價格上，那些最差的次品車的主人最急於將他們的車出手；當买主把這些次品买回家後，才會逐漸發現它的缺陷；一段時間後，賣主能夠接受的舊車的平均價格會下降，那些持有缺陷最輕的車的車主這時會認爲還是將車留着自己用更爲合算；這意味着，那些還留在市場上出售的汽車的平均質量又進一步降低了。因此說，隨着價格的下降，存在着逆向選擇效應：質量高於平均水平的賣者會退出交易，只有質量低的賣者才會進入市場。將該模型擴展到整個商品市場，逆向選擇就說明了假冒僞劣商品對市場的破壞作用：它們以低價出售，有可能將好產品擠出市場，並摧毀消費者對市場的信任，導致市場的萎縮，從而最終降低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但是，無論是生產優質產品的廠商還是消費者，都能找到更好的傳遞信息和搜索信息的途徑。首先，廠商可以提供保修承諾或以廣告來向消費者傳遞優質產品的信號；其次，可以建立獨立的質量監督、認證機構，幫助消費者識別劣質產品；此外，還有合同解決辦法（即在合同中對交易雙方進行行爲約束）和信譽解決辦法（即允許提供優質產品的廠商獲得超額利潤——“信譽租金”，從而形成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廠商一旦在信譽上出問題，必定損失利益。這就使信譽成爲一種真實的信號）。
同樣，在保險市場上，道德風險來自保險公司不能觀察到投保人在投保後的個人行爲：如果保險者不按常規履行合同或故意遭險，往往會使保險公司承擔正常概率之上的賠付率；這時的逆向選擇來自保險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風險程度，從而使保險水平不能達到對稱信息情況下的最優水平。當保險金處於一般水平時，低風險類型的消費者投保後得到的效用可能低於他不參加保險時的效用，因而這類消費者會退出保險市場，只有高風險類型的消費者才會愿意投保。當低風險消費者退出後，如果保險金和賠償金不變，保險公司將虧損。爲了不出現虧損，保險公司將不得不提高保險金。這樣，那些不大可能碰到事故的顧客認爲支付這筆費用不值得，從而不再投保，高風險類型消費者就會把低風險類型消費者“驅逐”出保險市場。這就是保險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爲了解決這一問題，保險公司可以通過提供不同類型的合同，將不同風險的投保人區分开，讓买保險者在高自賠率加低保險費和低自賠率加高保險費兩種投保方式之間選擇，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詐行爲。
在勞動力市場上，對於僱主來說，應聘者的受教育水平起着篩選和指示的作用。一個有大學文憑的人可以向僱主提供一種能夠證明其有能力的信號。正是憑着“文憑”這個信號，僱主會按平均水平所做的決策來取舍僱員，並決定其應得到的報酬。所以，人們呆在學校裏被認爲可能主要不是爲了獲得更多的知識、生產技術，而是爲了使潛在的僱主相信他們能創造較高的生產效率，應拿較高的工資。正是由於勞動力市場上僱主和僱員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要求必須靠一種市場信號來幫助信息缺少的一方進行識別。
1、該理論指出了信息對市場經濟的重要影響。隨着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信息在市場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並將發揮更加不可估量的作用。
2、該理論揭示了市場體系中的缺陷，指出完全的市場經濟並不是天然合理的，完全靠自由市場機制不一定會給市場經濟帶來最佳效果，特別是在投資、就業、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方面。
3、該理論強調了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性，呼籲政府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監督力度，使信息盡量由不對稱到對稱，由此更正由市場機制所造成的一些不良影響。
1、充分認識新經濟的特點，高度重視信息對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影響。
我們正在進入由信息業推動，以生命科學、超級材料、航天技術等新知識和新技術爲基礎的新經濟時代。這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高利潤與高風險並存、快速多變的“風險經濟”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市場經濟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比比皆是，問題的關鍵是各行各業的決策者怎樣努力掌握與了解比較充分的信息，研究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和趨勢，把握住經濟、技術和社會的發展動向。可以預見，在新經濟時代，過去的“大魚喫小魚”將不再是一般規律，取而代之的將是“快的喫慢的”、“信息充分的喫信息不充分的”，速度是新經濟的自然淘汰方式。只有及時掌握比較充分的信息，才能胸有成竹，變不確定爲確定，認準方向，加快發展。
2、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應注意政府對經濟運行發揮作用的方式、方法的研究。
市場經濟不排除政府對市場的幹預，關鍵是要研究什么地方需要幹預，用什么手段幹預以及怎樣幹預，才能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都應以相關信息的收集、研究爲前提，一切唯書、唯上、照抄、照搬是不行的。特別是加入WTO、與國際接軌後，在利用市場法則方面，我們處於信息不充分的不利地位，更應早做準備，盡量避免或少走彎路。
要不斷地發掘信息及其他相關要素的經濟功能，並及時將其轉化爲現實的信息財富，努力开拓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用途。要克服知識和觀念方面的障礙，樹立正確的信息意識。目前，世界上經濟發達國家都把佔有、开發和利用信息資源作爲一項基本國策，對信息資源的开發利用工作十分普及。信息業就業人數佔全社會就業人數比重，美國、歐共體國家已經超過50%，澳大利亞、日本也接近50%。相比之下，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爲此，應積極採取措施，促進信息市場體系的構造和形成，大力扶持信息服務業的發展。特別對高新技術領域的技術信息和經濟信息資源开發利用工作，更要組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只爭朝夕，知難而上，奮力开拓，努力爭創高新技術的新優勢，以此帶動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
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另一個應用領域是研究市場失敗。阿克洛夫的“舊車市場”模型講述了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經典故事。假定存在一個舊車市場，只有賣主知道車子的質量（這是私人信息）。若採取平均質量定價法，賣主就會趁機抽走高質量的舊車；若採取差別定價法，賣主也會擡高劣品的價格。無論如何，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舊車市場上生存下來的一定是賣不出去的劣質車。
產業組織引入信息不對稱理論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例如，假設同一行業內有幾家企業，成本結構是每個企業的私人信息。與對稱信息模型相比，這種模型的均衡更符合通常認爲的掠奪性定價或極限定價現象。巴羅應用非對稱信息模型研究了政府對壟斷企業的規制。蒂羅爾應用非對稱信息對企業組織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可謂這方面的權威著作。
假設政府要提高稅收量，最好的辦法是向最有付稅能力的人課稅。但是，付稅能力是行爲人的私人信息。最優所得稅方案必須直接或間接地提示這些私人信息是否符合每個行爲人的利益。莫裏斯最早建立了非對稱信息下的最優所得稅模型，並因此榮獲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莫裏斯同獲諾貝爾獎殊榮的維克裏大概是最早應用非對稱信息的經濟學家，他曾設計了信息不對稱時的最優拍賣機制。羅森則較好地概述了非對稱信息下的最優勞動合同問題。霍姆斯特龍和梅耶森則對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福利判斷作了詳盡的分析。信息不對稱理論已經滲透到經濟學的各個研究領域，並使主流經濟學更加貼近現實。
由於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可能造成信息佔有優勢一方經常會作出"敗德行爲"和信息佔有劣勢一方面臨交易中的"逆向選擇",這兩種的直接後果是扭曲了市場機制的作用,誤導了市場信息,造成市場失靈。因此,必須設計最優的市場體制方案來防止信息不對稱問題帶來的"市場失靈",這一理論不僅爲洞察市場經濟的運行拓寬了理論視角,而且也爲轉型經濟中的發展中國家進行體制設計和政策選擇提供了具有啓發性的思路。
由於人的經濟行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心理活動的反映,而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正是由於人們心理活動的“屏蔽性”造成的。因此,在研究信息不對稱問題時，有必要研究造成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心理行爲動機及由此引起的經濟利益。也就是說,經濟學必須开始轉向經濟學與行爲科學、心理科學的結合。因此、可以這么說，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出現實際上標志着經濟學开始從建立在許多嚴格假設基礎上推導出來的許多脫離實際的一套“空中樓閣”似的理論模型向基於現實經濟生活的理論解釋位移，因此它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並且在一定意義上促使了行爲經濟學的誕生。
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是由於人們心理活動的“屏蔽性”造成的。因此，交易雙方實際是在進行心理上的博弈，爲了各自的經濟利益進行較量，而這種較量本身是以信息不對稱爲前提的。因此，對信息不對稱問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對博弈論的發展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
4、信息不對稱理論促使了人們對信息的重新認識
傳統經濟理論認爲收益就是勞動成果或產出,然而人們很少想到信息不對稱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的減少就是意味着一項收益。因爲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存在使人們在決策時面臨着許多不確定性，而這種不確定性的減少必須花費經濟成本。因此，這種經濟成本的減少也就是增加了收益，這也是信息就是財富的又一有力證據。另外，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存在說明了信息傳遞的重要性,因爲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對稱，所以，人與人之間需要溝通與對話,相互傳遞信息，交易雙方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從而自由市場機制才能有效發揮作用，防止出現市場失靈。
一、項目管理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分析項目管理信息中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存在於兩個行爲主體之間，也可能同時存在於多個行爲主體之間，
1、招投標階段的信息不對稱
招投標階段是業主和承包商相互對策和雙向選擇的過程。一方面，業主要綜合考慮投標方的資質、業績、報價等因素選擇承包商；另一方面，承包商也存在對業主的選擇問題，希望選擇信譽高、有資金實力、手續齊全的業主。在這種相互選擇的過程中，雙方所擁有的信息是不對稱的，主要表現在：業主更多的了解自己的建造需求，但對投標商的信息了解較少，如承包商能力、素質、技術、裝備、管理、服務等信息，這樣業主就屬於信息的劣勢方，而承包商是信息的優勢方；而承包商對自身的能力了解較多，而對業主的詳細營造意圖、財務支付能力、項目手續等信息了解較少，反過來承包商成爲信息的劣勢方，而業主方成爲信息的優勢方。在這種不對稱的信息場中，爲了掌握對方的信息，雙方都會付出成本進行信息的搜尋和分析，進行討價還價和對策，在不斷的對策中達到均衡而達成協議。一方面，承包商爲了使業主了解自己的技術、質量能力及信譽等，需要通過廣告、質量認證等各種方式，將自己在營造方而的能力及信譽等信息傳遞給業主。另一方面，業主爲了選擇承包商，也需要調查、了解和評價承包商。
當業主選擇了承包商，並籤訂了承包合同之後，同樣存在着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承包商比業主更了解自己的建造行爲，如使用人員的素質、材料的質量、建造方法與技術等。業主不可能完全掌握承包商是否嚴格按照合同進行施工，是否有偷工減料行爲和“偷懶”的行爲。這樣，業主就是信息劣勢方，而承包商就成爲信息優勢方。同時，承包商不了解業主的信譽、資金能力，由於業主的道德風險有意拖欠工程款，這時承包商對業主的不利選擇將給自己帶來損失。因此，在這種相互對策的交易過程中，由於信息的不對稱，雙方都存在着不確定性，都不能完全控制選擇行爲的最終結果，都存在着由於不利選擇而可能造成的風險，其根本原因是商業信譽，也就是存在道德風險。
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對市場行爲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市場效率低下都是客觀存在的，因而必須採取一定的手段對其加以控制，確保市場的有效運行。
1、加強信息網絡建設信息的獲取可以減少市場的不確定性，是克服信息不完備、不對稱的重要手段。爲了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對市場的負效用，可以通過大量獲取市場信號來平衡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爲獲得高質量的信息，還應加強信息基礎建設，建設以數據共享爲目的的集成數據環境。在項目管理過程中，採用數據標準，建立共享的集成數據環境，避免”信息孤島”的形成，實現項目管理信息的數字化、自動化、網絡化與集成化。通過信息手段的建設，將項目管理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降低到最低限度，以保證各行爲主體決策的正確進行。
2、設計合理的契約
根據委托———代理理論，業主和承包商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交易雙方的交易行爲實質上是訂立契約的行爲。爲了確保交易前後雙方的利益均衡，設計一種合理的契約是避免由於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重要手段。其核心是要建立一種刺激一致性的信息機制，使委托人與代理人的目標一致。業主爲了使承包商在其不能觀察的行爲中不會因爲信息的不對稱而損害自己的利益，需要設計一種既能達到業主目的，承包商又愿意接受的契約。設計滿足以下兩個約束條件的激勵合同，第一個約束條件是個人理性約束，又叫參與約束，也就是說要使承包商有積極性參與進來。第二個約束條件是激勵相約約束，也就是說，要使承包商有積極性按照業主的希望，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工作。
3、加強政府政策引導
隨着現代市場的日趨完善，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日益強化，從信息分析的角度，將政府納入建築市場作爲實體，體現了政府通過相關信息調控業主和承包商的交易行爲的作用。政府對建築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是引導項目管理正常發展，解決逆向選擇和敗德行爲的有效途徑，尤其在當前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有序的市場競爭機制過程中更爲重要。爲此我們必須貫徹國家有關的方針政策，建立和健全各類建築市場管理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做到門類齊全，互相配套，避免交叉重疊，遺漏空缺和互相抵觸。同時政府部門也要充分發揮和運用法律、法規的手段，培養和發展我國的建築市場體系，確保建設項目從前期策劃、勘察設計、工程承發包、施工到竣工等全部活動都納入法制軌道。
誠信，是指一個人、一個單位的可靠性、社會責任感和可信任程度。在商品經濟社會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及個人商業信用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經濟信用關系的信賴、認可程度，是衡量某個國家、地區或經濟組織的經濟環境和運行狀況及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因此，必須規範和整頓建築市場秩序，逐步在建築市場形成誠信爲本、操守爲重的良好風尚。業主和承包商均應樹立誠信意識，對自身行爲進行規範，加強相互溝通，着力解決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只有加強誠信建設，才能夠在業主和承包商之間建立起一種相互信賴、相互認可的經濟關系，才能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發生的概率。
5、培育公正、規範的中介機構
爲了減少信息不對稱，可以通過第三方即監理人員對建設工程項目進行監督和管理。監理人員具有專業上的優勢，他們以自身信譽爲保證，以信息服務爲主要活動內容，是建立和完善行業自律機制的重要因素。爲此，要培育公正、規範的中介行業，建立起能使信息達到對稱的機制。由行業協會建立”遊戲規則”，對信息的披露做出系列的、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約定，增加信息透明度，使中介行業成爲信息流中心，”公正、公平和誠信”的平臺。
6、建立項目風險預警機制
控制項目風險的重要一點就是建立項目風險預警機制，加強對”信息不對稱”的風險預警。項目風險預警主要是對項目運行過程中各風險因素對項目影響的可能性進行分析、預報；項目風險預警機制則是按項目風險因素設計相應的指標體系和經驗性目標參數，經目標值與觀測值相比較來決定項目風險程度的事前控制。建立項目風險預警機制有利於快速發現關鍵風險因素，將這些關鍵因素作爲風險管理系統的風險預警點並及時進行預警，達到提前控制、預先管理的目的。
市場經濟發展了幾百年，都是處於不對稱信息的情況之下，當人們沒有發現信息不對稱理論的時候，比如亞當·斯密的時代，市場並沒有顯示出多么的缺陷，斯密甚至把“看不見的手”推崇備至，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學者都宣揚市場的自由調節，反對對市場的幹預。信息經濟學逐漸成爲新的市場經濟理論的主流，人們打破了自由市場在完全信息情況下的假設，才終於發現信息不對稱的嚴重性，一夜之間，到處都是“檸檬”，研究信息經濟學的學者因而獲得了1996年和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1996年詹姆士·莫裏斯和威廉姆·維克瑞，2001年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斯賓塞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們都因爲對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信息經濟學認爲，信息不對稱造成了市場交易雙方的利益失衡，影響社會的公平、公正的原則以及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並且提出了種種解決的辦法。但是，可以看出，信息經濟學是基於對現有經濟現象的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對於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還處於嘗試性的研究之中。例如，买者對所購商品的信息的了解總是不如賣商品的人，因此，賣方總是可以憑信息優勢獲得商品價值以外的報酬。交易關系因爲信息不對稱變成了委托——代理關系，交易中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爲代理人，不具信息優勢的一方是委托人，交易雙方實際上是在進行無休止的信息博弈。
佔有信息的人在交易中獲得優勢，這實際上是一種信息租金，就如同地租和資金的利息一樣，信息也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實際上信息租金是每一個交易環節相互聯系的紐帶。每一個行業都是特殊信息的匯總，生產一種產品要工程師的專業信息和技術人員的技術信息以及銷售人員的市場信息，把產品變成商品進行交換，需要商人的專業渠道信息和價格信息。俗話說，隔行如隔山，這座山其實就是信息不對稱，而要獲得這些信息是要付出成本（代價）的。不對稱信息實際上可以被看作對信息成本的投入差異，消費者往往沒有對商品的諸如生產信息等信息進行投入成本，這必然與生產者之間產生信息投入成本差異，生產者利用信息投入差異獲取利潤正是爲了補償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其實質仍然是資本的獲利性在另一種層面上的體現，只不過人們剝離了資本，換了一種觀察的角度而已。
信息經濟學的價值不在於揭示了信息不對稱，而在於說明了信息和資本、土地一樣，是一種需要進行經濟核算的生產要素。在商品經濟中，信息主要反映在價格上，價格信息是經濟信息的中心，其他信息都是爲價格信息服務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用價格信號對社會資源進行配置，社會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過程實際上是人們圍繞價格進行資源博弈的過程，對任何一種資源的優先佔有都可以在博弈中獲得相關的利益，信息也是這樣。在現實經濟中，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如此普遍，其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影響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效率，造成佔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在交易中獲取太多的剩余，出現因信息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導致利益分配結構嚴重失衡的情況。因此，糾正以上問題，減少信息暴利及維護資源分配的效率及相對公平應該成爲信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
作爲經濟信息的分類及應用哈耶克在《知識在社會中的利用》一文中已經把知識分成兩類：一類是科學知識，即被組織起來的知識由專家所掌握，在理論和書籍中可以得到；一類是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爲處於當時和當地的人所擁有。在此，哈耶克所講的知識，實際上就是信息，所以我們單就經濟信息來講，也可以把它們這樣分作兩類。不同種類的信息在經濟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經濟理論作爲信息是經濟現象中規律性的總結，是一種普遍的趨勢或狀態，多用於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抽象化描述。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是有每個人所掌握的可以利用的獨一無二的信息，是信息不對稱的根源，基於這種信息的決策只有由每個個體作出，或由他積極參與作出，這種信息才能被利用。
但是在各類的經濟管理中，這兩類信息經常地被搞混，有時拿經濟理論作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用，有時拿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作經濟理論用，錯誤地配置了社會的資源以至影響了經濟運行的效率。無論在國家對宏觀經濟系統的管理還是企業對微觀經濟系統的管理中都存在這種情況。哈耶克在文章中列舉了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的重大作用：如一個靠不定期貨艇的空程或半空程運貨謀生的人，或者其全部知識幾乎就在於知道一種即時機會的地產掮客，或從不同地方商品價格的差價獲利的套利人，他們都是以不爲他人所知的對一瞬即逝的情況的專門了解，在社會中起重大作用的。並指出，在經濟管理中，這種重要的信息很容易被管理者輕視以至於造成損失或者增加了交易成本。管理者耽於用統計數字來實施政策而忽視經濟體系的經常不斷的小變化是一種危險的傾向。因爲在任何競爭的行業中保持成本不上升的任務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僅僅這個任務就要耗費很大的精力。雖然統計總數比具體細節的運動表現出更大的穩定性，但是，這種統計數字的相對穩定性並不能像統計學家時常想做的那樣以“大數法則”即隨機變化的相互補償來解釋。
集中採購活動中的信息混淆情況。基於再分配的集中採購較之分散的採購並不能像管理者想象的那樣節約費用，有時反而浪費資財。下面有一個真實例子：某銀行的一個省分行爲節約費用對全轄的會計憑證、各種登記簿進行了集中採購，先是各二級分行上報一年的憑證及登記簿用量，省行作出統計，然後招標進行生產，由印刷廠配送到各二級分行。據統計，節約了大筆的費用，所以這種形式會被管理者激勵再次的執行。人們把分散的交易聚集起來一次完成，可以獲得交易價格上的優勢，這是基於科學知識即經濟學上的規模經濟理論得出的結論，我們不能否認它的正確性。但是經過仔細的調查和分析，事實並不是象統計的那樣真實，許多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發生的情況改變了這一切。一是在上報使用種類和數量的時候出了問題，每年需用多少種類和數量的憑證和登記簿，沒有歷史的資料，只能憑主觀猜想，關鍵的不要自己掏錢，所以本着寧多勿缺的原則報數，許多本來用不着的憑證和登記簿也報了上去，本來用量少的卻報的很多。
現在各行的倉庫中堆積着大量的很少使用到的憑證和登記簿。二是在使用中出現了問題，印刷廠在各行需用的時候供應不及時而影響業務的开展，有的行因業務收費憑證供不上，打幾次電話也沒有送來，以至出現不收費的情況。三是印刷廠未按要求印刷，把三聯的進帳單印成了兩聯，客戶每次填三聯必然佔用下兩聯中一聯，不僅不合要求，而且廢了一聯，即等於一本只能作半本用。另外，許多登記簿設計的特別大，本來在一頁可以印30行卻印了20行，浪費了很多空間，印刷廠最明白其中的道理。如此的估計一下，以上情況所造成的損失是無法用集中採購節約的成本來彌補的。在集中採購之初沒有想到，只是因爲管理者搞混了專家的信息和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的作用。幾乎所有的交易都是靠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來完成的，所以用專家的知識代替特定時點的知識會經常出現錯誤。經濟學家擁有很系統的經濟學知識，但在股票市場上做套利交易，不一定是最好的，因爲炒股票是靠特定時點的信息來完成的。
斯賓塞-莫裏斯條件對不同種類信息的混淆。邁克爾·斯賓塞研究了勞動力市場上的信號傳遞問題，提出了斯賓塞-莫裏斯條件，將人的能力和學歷掛鉤，得出結論：學歷可以顯示一個人的能力。他認爲某個具有較強能力的個人能以較低的成本獲得學歷證書，而能力低的人獲得學歷證書的成本比較高。這個理論的直接後果是現在的單位都在招聘中要求高學歷的人員，形成對高學歷人才的博弈，在這種制度的激勵下，人們不惜代價追求高等教育，極大地刺激了教育的供給，各種形式的教育機構如雨後春筍。受過教育的人較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能夠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教育程度與能力成正比，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是如同規模採購可以降低單位成本一樣的基本規律。但是，按照哈耶克對信息的分類，教育所提供的信息是科學知識，是經過總結的信息，而實際工作中的能力主要體現在對特定時間和地點信息的把握及處理能力。把對教育信息的掌握能力與對特定時點的信息的把握能力相混淆在具體的實踐中也會出現問題。如在現實中，復讀和購买也可以使本來不同能力的人獲得同等的學歷，另外，學生在校的努力程度也是不一樣的，混學的人也很多；同是本科學歷，不同學校的學生的能力也不一樣；所導致的唯學歷傾向和假學歷、假文憑現象等。學歷作爲一種受教育水平的指標所顯示出的個人的能力在多數的情況下是一種制度選擇的結果，而非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對此，本文將在後面的文字中做進一步的論述。信息分配的狀況及影響。在現代經濟系統中，信息已經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象資本、土地一樣成爲必須的生產資料並且作爲一項產業被納入國民經濟核算。在以往的經濟系統中，信息產業所佔的比重很小，基本上是作爲國家公器由國家提供，其成本列入國家預算，其收益算做社會文明的進步，所以沒有被列入通常的國民經濟核算。但是，信息作爲一種資源參與社會財富的分配的作用卻一直在發揮着，並且貫穿着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始終。
按哈耶克對知識的分類，知識分爲科學知識和特定時間和地點的知識。下面將對這兩類知識的分配壯況進行分析。科學知識作爲一種社會資源，長期以來一直處於被壟斷和實行國家配給的狀態，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教育是對科學知識進行分配的一種主要工具。教育實行國家配給表現在信息配給工具如學校由國家壟斷和掌握，考察一下各國教育的歷史，不難得出以上結論。科學知識的壟斷限制了對科學知識信息的供給，使多數的社會成員沒有機會去接受教育，教育成爲少數上層社會的專利，信息資源的供給相對於需求一直處於嚴重的不足狀態，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礙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程。歷史上人們因缺少科學知識而導致的愚昧使社會付出的成本太大了。現在，中國放开了民營教育，使科學知識的供求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信息象電力、交通一樣對國民經濟發展有着重要的基礎作用，但是，以國家爲主導的信息傳播即信息資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已經成爲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所以信息資源配置的社會化、市場化將是一種必然趨勢。對於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的分配也存在這種情況，傳媒可以看作是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進行配置的一種主要工具，如廣播電信、報紙等，傳媒由政府經營也存在着信息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對信息配置的非市場化運作，信息非商品化，不能滿足經濟活動對信息的需求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的需求越來越多，放开信息資源配置主體的限制，允許民間資本經營傳媒，建立以市場個體爲主導的信息傳播機制，按市場經濟的規則進行社會信息資源的配置也將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信息分配的狀況決定着信息不對稱的狀況，是信息不對稱的主要根源之一。現存的信息不對稱情況多數是制度選擇的結果而非制度選擇的原因，所以解決信息不對稱首先要着眼於信息分配制度。信息產業可以分爲對科學知識進行配置的教育、科研、文化產業和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進行配置的廣播、電信、傳媒（包括互連網）產業。又可以分爲信息資源配置的工具產業和信息資源的內容產業。它們共同組成對信息資源進行配置的經濟系統。信息經濟學的意義就在於研究這個系統運行的效率如何及應該如何改進效率才能最優。
信息資源如同其他社會財富一樣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對信息資源的優先佔有也會帶來相關的財富，當某種信息資源被獨佔的時候，相應的利益也會被壟斷。專利權就是對信息資源的一種獨佔，英特爾公司的芯片——這種科技資源的獨佔使它從容地居於電子計算機產業的金字塔頂，它的價值佔整個計算機產業鏈的將近一半。當一國經濟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時候，它的語言也會成爲稀缺的資源，如English/">英語，全球非English/">英語國家每年要爲掌握這種語言而花費巨大的財富。先進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巨大的資源，落後的地區要花錢才能买到，如好來塢的電影。
現在人們把經濟系統分爲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三塊。經濟學目前還較少地對這三塊的相互關系及影響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也可以看作對社會產業的一種新的分類方法，也許會成爲將來對社會產業進行研究的主流。現在的產業分類是把產業分爲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並且成爲對經濟系統進行研究和國民經濟核算的主要手段。應用新的產業分類方法對經濟系統的影響，對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的影響以及對經濟政策的影響等問題，非常值得經濟學對之進行深入的研究。
信息自形成起就是沿着一定的方式進行傳播的，我們把信息傳播的工具和內容及其方式稱爲信息資源配置的經濟系統。這個經濟系統可以分爲對科學知識即系統的信息進行配置的經濟系統，教育、科學、文化是對科學知識進行傳播的主要工具。和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進行配置的經濟系統，廣播電視、報紙雜志、互連網等傳媒是對之進行傳播的主要工具。它們共同組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產業，構成信息傳播的經濟系統。
考察一下經濟發達地區和經濟不發達地區或者城市和農村的信息分配狀況可以獲得一些啓示。在經濟發達的地區，集中了幾乎所有的信息資源，教育機構、圖書館、傳媒，不僅信息量大，而且信息傳播的速度也快，報紙在大城市是當天看到，而在小城市是隔天或着更晚；教育資源更是典型的集中於大城市；城市和農村的信息分配更是嚴重失衡，已經成爲農村落後的根源之一。（詳見《農民的經濟學》一文）。近幾年國家推行科教興國战略，本質上是對信息資源配置的重要战略，教育產業化的改革，大力發展各種形式的教育，特別是开展民辦教育，對於擴大科學知識的供給，緩解信息不足有着重要意義。對於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要以市場化配置爲主，因爲特定時點的信息對於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微觀經濟主體最爲有用，只有通過市場進行配置才能達到最優。目前由政府掌管的傳媒（廣播電視、報紙）是對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進行配置的主要工具，在很多方面已經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求，象前幾年的電力、電信一樣成爲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中小城市只有一家報紙，主要爲黨政信息傳播服務而缺少經濟信息傳播的媒體，造成工商信息及消費信息不足的情況普遍存在，信息不足限制了地區工商業的發展、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所以在信息資源的配置上國家和政府有着更大的責任，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擴大科學知識信息的傳播，特別是增加對落後地區和弱勢人羣的信息供給，對於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增強經濟的平衡發展能力，縮小東西差距、城鄉差距都有着重大意義。對於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信息工具（傳媒）要放开，讓市場主體去經營，走市場化、企業化的路子，準許民間資本進入，引入競爭機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息資源配置的當務之機。
信息不對稱的社會存在危機
三位獲獎經濟學家的核心理論是：當產品的賣方對產品質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時，低質量產品將會驅逐高質量商品，從而使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持續下降。實際上，當信息不對稱時，市場上便出現了次品驅逐優質品的現象。這個時候的市場是假冒僞劣盛行，真正好的產品賣不出去，最後倒臺和垮掉的是好企業。浙江省永康市，就切切實實發生了這樣例子。永康市的拖拉機廠是個原先擁有3000多人的省級大型國有企業，所出產的拖拉機質量相當過硬，原先那些老廠長和老工程師都是計劃經濟時期薰陶出來的一代人，對產品質量嚴格把關，一絲不苟。但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其產品遭到了市場上其他產品的衝擊，一些質差品劣的產品以低價優勢充斥市場，永拖的日子开始不好過，加上體制轉軌時期的種種問題，這個老國有企業今天已經只剩下1000多人，只靠出口產品維持生存。這是在五金博覽會上一位退休的老工程師很悽慘地講的。
可以說，中國這些年裏許多質量優良的企業都是在劣質產品的衝擊之下垮臺的。中國20年改革的現實是一個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的例子。好在中國社會和市場有着頑強地抗擊力，經濟主體並沒有被僞劣完全淹沒，良性肌體與腐敗肌體進行着殊死的搏鬥，具體表現就是消費者與奸商進行着生死的較量。正是消費者頑強的抵抗，才使中國的市場沒有完全淪陷和墮落。但現實情形仍然十分嚴重。中國人民的生活質量面臨着嚴重的挑战，中國經濟仍然存在着危機是不言而喻的，這是因爲中國的經濟數據中存在着太多的水分，即虛假信息。虛假信息一旦暴露，市場和社會就容易出現危機。如最近一波股市暴跌，就是上市公司作假太多造成的惡果。
由於虛假信息和坑蒙拐騙對社會和市場有着極大的危害，因此，世界各國都對商業信息的真實性要求十分嚴格，對商業信譽十分看重，對虛假作弊者的懲罰是相當嚴酷的，對信息提供的充分性也十分強調，生產者必須對產品的性能和品質提供充分的說明。在這基礎上，市場才能成爲一個良性的、健康的市場，才能得到合理和有效的發展。
不對稱信息理論在政治上的啓示
中國社會爲什么成了一個假話遍地、次品充斥的社會？說到底是因爲中國是一個信息嚴重不對稱的社會。在計劃經濟時期，甚至可以追溯到革命战爭年代，中國人的信息流通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中國人很少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改革开放前，中國人要想獲得重要信息，都是通過逐級傳達，內部文件要通過層層級別才能傳達到基層。战時遺留下來的習慣已經使中國人的信息傳播理念受到極大的扭曲。從國家憲法角度講，沒有公民的知情權理念，從公民個人角度講，也沒有知情權的概念。所習慣的是層層封鎖、保密。這些政治上的信息處理方法和理念引伸到商業經濟領域，就出現了上面所講的一幕幕情景。三位美國經濟學家揭示出了信息不完備情況下市場的缺陷，同時，這一理論也揭示了社會在信息不完備的情況下會出現什么問題。我在這裏將經濟信息擴大到政治信息，並且將這一原理引伸到政治領域：如果一個社會缺乏政治信息，這個社會也會出現萎縮的現象。譬如，假如公民對政府官員不了解，不知道這些長官的才能和品德情況，那么，社會也可能會出現壞官驅逐好官的現象，羣衆會與官員離心離德，社會腐敗日益加重。
現在，我們把美國經濟學者的信息理論引伸到政治領域，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果提拔幹部的更高一級領導比羣衆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低質量的官員將會驅逐高質量的官員，政府中官員的質量和素質會持續下降。這些年中國社會的表現完全證實了這一理論。沈陽市政府一班人馬全部腐敗，可以說對信息對稱理論的完全印證。
因此，我認爲中國經濟領域中的假冒僞劣問題要靠政治領域的改革來糾正。只有將政府官員中的假冒僞劣清除出去，市場中的假冒僞劣才會減少。因此，經濟的問題就是政治問題。而如何才能使政府官員的質量提高呢？只有採取競選制，只有讓新聞媒體充分發揮作用，只有讓政黨監督機制充分發揮。不從根子上進行治理，那就只能做表面文章，對中國經濟質量的根本好轉無濟於事。
中國人有權享受充分信息和真實信息
中國人對信息的充分性沒有概念，80年代許多產品出廠對性能很少介紹。只是到了90年代，有些羊毛產品才標上了羊毛標志，電冰箱才標出各項節能和環保性能。在政治方面，中國人對他們的行政官員了解也甚少，只是此官升到某一崗位上去後，才在報紙上登出一小條介紹。其實官員信息要比產品信息重要的多，因此，對官員信息的披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中國今後不僅要加強產品的信息披露，更要加大政府管理和官員的信息披露。中國人對信息的滿足不能僅局限在經濟領域，還要擴大到政治領域。這樣結合起來才是完全對稱的信息。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大多數公民對信息缺乏心照不宣，要改變這一習慣是十分困難的。中國人何時开始談信息的對稱性？恐怕還是最近幾年的事。盡管這一理論已被美國經濟學家在70年代就發現了，但它的深入人心以及受到廣泛的重視和認可只是在近些年裏。
信息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時期恐怕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是由於科技發展水平不同，古代和現代社會在享有信息方面存在着多寡之分。其實美國經濟學家所研究的信息理論說白了，就是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的問題，真話和假話對社會的影響問題。有無信息是一會事，真信息和假信息又是一會事。在傳統的歷史社會裏，人類由於自然科學不發達，信息傳播工具不發達，所面臨的更多的是信息多寡的問題，即能不能獲得信息的問題。而在今天科技高度發達的社會，傳播工具已經可以用大量的信息將人們淹沒，因此，信息的真假成了信息處理最重要的事情。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人必須確立充分信息和完備信息的觀念，必須有權利要求獲得充分信息，必須有權利獲得真實的信息，中國必須朝新聞自由發展。凡是那些隱瞞信息、封鎖信息的產品供應商或公共產品供應商，都要因隱瞞信息而受到譴責和懲罰。只有在這樣一個社會裏，市場和政府才會獲得好的發展，人民的生活質量才會提高。
非對稱的信息（Asymmetricinformation）經濟學名詞。在某些市場中，市場每個參與者擁有的信息並不相同。例如，在舊車市場上，有關舊車質量的信息，賣者通常要比潛在的买者知道得多。阿羅——德布魯模型表達的古典福利經濟學定理如下：第一、競爭均衡或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符合帕累托最優狀態；第二、若對初始收益進行適當的再分配，任何具有帕累托效率的配置都能達到瓦爾拉斯均衡。當然，上述結論必須滿足一系列的假定條件，其中一條就是對稱信息假定。該假定認爲，所有的經濟行爲人對所有的經濟變量具有相同的信息。現實的經濟活動無法滿足對稱信息的要求，但經濟學家卻能通過非對稱信息更好地認識和解釋各種經濟現象。
非對稱信息指某些行爲人擁有但另一些行爲人不擁有的信息。在1967年以前，經濟學家還不能夠恰當地處理這一問題，因爲當一個行爲人不知道對手的情況時，競爭規則是沒有定義的。海薩尼通過引入一個虛擬的行爲人——“自然”，自然首先行動決定特徵，行爲人知道自己的特徵而對手不知道，即行爲人具有私人信息；這樣，不完全信息可以轉換成完全但不完美信息來處理。這就是著名的“海薩尼轉換”。通過轉換。可以找到非對稱信息下的均衡點。即存在貝葉斯均衡。澤爾騰、克瑞普斯和威爾遜、弗得伯格和蒂羅爾等對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非對稱信息的運用
非對稱信息的最重要的應用領域是企業理論。如果有一個委托人和一個代理人，代理人對自己的行動或能力擁有私人信息。由於委托人無法準確觀測到代理人的行爲，那么，無論採取何種獎勵措施，代理人都會選擇最大化自己效用水平的行動。換言之，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委托人只能通過合理地設計一套機制來誘使代理人顯示其私人信息，從而達到雙方的利益協調。委托代理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進一步把非對稱信息區分爲以下幾類：若非對稱性發生在籤約前，稱爲逆向選擇；若籤約後發生了非對稱性，則屬於道德風險；若行爲人的行動不可觀測，稱爲隱藏行動；若行爲人具有對手無法觀測的知識，稱爲隱藏知識或隱藏信息。
非對稱信息的另一個應用領域是研究市場失敗。阿克洛夫的“舊車市場”模型講述了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經典故事。假定存在一個舊車市場，只有賣主知道車子的質量（這是私人信息）。若採取平均質量定價法，賣主就會趁機抽走高質量的舊車；若採取差別定價法，賣主也會擡高劣品的價格。無論如何，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舊車市場上生存下來的一定是賣不出去的劣質車。產業組織引入非對稱信息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例如，假設同一行業內有幾家企業，成本結構是每個企業的私人信息。與對稱信息模型相比，這種模型的均衡更符合通常認爲的掠奪性定價或極限定價現象。巴羅應用非對稱信息模型研究了政府對壟斷企業的規制。蒂羅爾應用非對稱信息對企業組織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可謂這方面的權威著作。
假設政府要提高稅收量，最好的辦法是向最有付稅能力的人課稅。但是，付稅能力是行爲人的私人信息。最優所得稅方案必須直接或間接地提示這些私人信息是否符合每個行爲人的利益。莫裏斯最早建立了非對稱信息下的最優所得稅模型，並因此榮獲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與莫裏斯同獲諾貝爾獎殊榮的維克裏大概是最早應用非對稱信息的經濟學家，他曾設計了信息不對稱時的最優拍賣機制。羅森則較好地概述了非對稱信息下的最優勞動合同問題。霍姆斯特龍和梅耶森則對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福利判斷作了詳盡的分析。非對稱信息已經滲透到經濟學的各個研究領域，並使主流經濟學更加貼近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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